比較馬英九與奧巴馬同異之處
先說二人背景相似之處。第一，馬英九與奧巴馬都是在另外一個政黨執政八年搞得污煙瘴氣、並面臨國庫虧空與政府令譽破產狀況下當選就職。第二，他們都是帶著“少數族裔”背景脫孕而出（美國黑人不到人口的13%﹔在台灣所謂內地人也不超過人口的15%﹔雖然內地人在台灣地位與黑人在美國地位不盡相同，但在計算選民人數時其為‘少數’則一也）。第三，在奧巴馬開始參選之初，沒有人認為美國選民會選出一個黑人總統。同樣地，在馬英九開始競選時，幾乎所有台灣的知名政論家（包括李敖在內）沒有人認為一個內地人的第二代會選上做“總統”的。第四，兩位均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出身（馬英九的JSD是真正的法學博士，較之奧巴馬的JD學位更高兩級）。第五，二人就職後自己所屬之政黨在“國會”中均是多數黨（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四分之三的席次，比奧巴馬在美國國會民主黨所佔的優勢還高）。第六，馬英九與奧巴馬也都是在經濟大環境特低時就任，堪比臨危受命，可稱難兄難弟。
可是，二人儘管有如此其甚之共同點，就任後在政治上的遭遇卻大不相同。譬如，奧巴馬上任後，反對黨（共和黨）沒有叫囂要他在第一個百日中就要兌現競選的承諾，或者故意對他出難題。可是在台灣，剛上任七天的馬政權就被民進黨魁蔡英文誣蔑為與中共“共表一中”、狼狽為奸﹔輸送台灣利益。嗣後像這種叫囂以及其他“嗆馬”的花招層出無窮。這是馬英九與奧巴馬遭遇差異最顯著的一點。這也反映了台灣的政治文化與生態跟美國有天壤之別。
台灣與美國在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上之差別
（I）首先，在美國這樣民主成熟的制度裡，隨著總統大選的結束，那在競選期間兩黨彼此惡言指責甚至人身攻擊立刻停止。敗選的一方，不只是言詞上接受選舉結果認輸不諱﹔而在勝選一方就職後，敗選之政黨則相應按照民主制度規範作為一個“忠誠的反對黨”（註一）。所謂“忠誠”即指一切遵循憲法並以人民利益優先於自己一黨之私﹔在這種精神下配合執政者符合追求社會利益的政策與措施。絕不為了反對而反對。奧巴馬上任後當務之急在於如何挽救經濟，特別要調整金融失控以及防止大企業沉淪崩潰，更要面臨空前失業率（9.5%）的挑戰。為此政府需要大量撥款以金援銀行界、舒緩房貸危機、製造就業機會等等。似此種種緊急措施，均需國會同意增加政府預算與在立法上配合與支援。細觀國會反對黨（共和黨）的表現，確實扮演了“忠誠反對黨”的角色。儘管小小雜音有之，但沒有為反對而反對，或蓄意搗亂阻擾，以證明奧巴馬與民主黨“無能”，甚至逼他辭職下台。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共和黨沒有實力反對。其實，在去年十一月大選後，在參院100席中，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席次相比是41對56（以後共和黨的一名議員叛變加入民主黨﹔再加兩名無黨無派，另一席出缺，總數仍為100）。在眾院435 席中，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比率為178對256席。可知美國國會反對黨的實力，大大比台灣民進黨在“立法院”中僅有四分之一席次為高。但美國國會的共和黨做到了“忠誠的反對黨”，而在台灣的民進黨卻選擇作了誓必搗蛋的反對黨。
民進黨逢馬必反、更極盡塗黑之能事。在打擊馬政府中，其照顧一己營私之考慮，遠超過對社會利益的關懷。而且似乎選舉永遠在進行中。蔡英文不停挑戰要和馬英九“總統”公開對口辯論。試問如果不是競選狀態，何需如此對口辯論﹖民進黨除了在“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外，還用自己所擁有的報紙與電台左右輿論與民意（這是美國的反對黨沒有的）。民進黨利用這些工具再加街頭運動，全天候的嗆馬與惡意攻扞馬政府，已將台灣陷入一個酷似“冷戰”的局面。其後果，不僅是台灣民主政治奇形而已。更苦了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利益（見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