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老祖先，則相信“天人合一”。譬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種思想，代表我們祖先獨特的宇宙觀；認為天與人絕非對立，因為人是活在一個和諧的宇宙之間。乃含有天人和諧（合一）之深意；更反映了人世間也不是（亦不宜）以沖突搏鬥為首位；而應該凸出社會和諧的可貴性。故曰：“和為貴”。
（2）對人性的看法。西方自亞伯拉罕精神籠罩以來，其文化一直建築在“原罪”之大前提上，按照教會的解釋（也可以說是曲解，見下），人性是邪惡的。因而認為社會全是爾虞我詐；衝突鬥爭。故若有人提出社會和諧之理想，除非是在神的“天國”才有以外，在人世間可說是天方夜譚。中國文化對人性，雖在孔子門生之間有性惡與性善之爭（譬如荀子對孟子），然自漢朝以後，均以性善為主流思想。所以對社會和諧也有更正面的看法與信心。
（3）人與群的關係。西方自古希臘開始即強調個人主義，西方在宗教影響下大體可分兩個階段：
一，在羅馬（ 天主教）教會當權下，由於政教合一，教會大於個人（ 亦即群大於個人）。連個別教徒向神禱告懺悔時均須要經過教會的神父，才能上達天庭。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甚麼個人主體或個人自由可言。
二，但自從馬丁路德於1517年向羅馬教會張貼95道檄文以後，跟著而來的宗教大革新（Reformation）, 見證了新教（即基督教或稱耶教）教會的興起。因而推翻了過去羅馬教會專攬與對個人的控制。重點又回到個人。在基督教的教會裡，主張個人與神可以直接溝通。這種對個人的承認，在政治上助長了“民權”觀念在歐洲大陸普遍流行（殆至近代由於一般人對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反彈，再演變成“人權”的觀念）。所以，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第一是反對任何群體（包括社會、甚至於國家）控制個人自由（英國自1215年有大憲章以來即有個人自由的保障，故較歐洲大陸為早）；第二，是反對任何政府壓迫個人的“人權”。如說這樣的自由主義過分崇尚個人權益，甚至犧牲群體利益，也不太為過。在這種標榜個人中心罔顧群體的前提下，很難參生社會和諧的思想，不言可喻。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實際代表一種高度的自覺。即個人與環境分不開。環境可能是自然環境；也可能是社會環境。後者即群與團體。意即人脫離不了群。故中國人講的“人”，即群中的個體（“群中人”）。用英文來說，就是man-in-society , 而非 man-unto-himself。這一點，又與中國文化對人性的定位不可分。因如人性是生來善良，但以後受環境（社會）不良影響而變惡，那麼針治的方法就是要保持（或恢復）人性的原善。其方法是祛除環境的污染。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正是指此而言。所以，孔門注重修身，以期達到“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之目的。《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用我們的話來說，修身也者，即要達到防止或祛除環境對人性原善之腐蝕。如能達到此目的，方是社會和諧之開端。當然，修身需要教育（見下）， 其理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