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者由於歷史的原因
政策研究水平相對不高
劉迺強：內地學者專家通過某種程序，他們的研究結果對政府決策有很大的影響，比如“科學發展觀”等方向性策略。似乎香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制。
劉兆佳：專家學者各有不同的觀點，不可能所有的政策研究，對政府都產生影響。香港的政策研究到現在為止都屬於初生事物，因為殖民地時代，政府與學者是沒有甚麼交往的。甚至彼此都看不起對方。政府傾向從外邊請學者和顧問公司作研究，學者也不願意為政府政策開路，避免麻煩。很長時間，政府不做政策研究，學界與政府長期處於互不相干的局面。
這些因素，使我們的政策研究水平不高。始終政策研究需要一班人，對政府的運作、施政非常瞭解。如果政策研究服從於政府，太受政府施政的目標、政府的架構的限制，或者受政府的政治考慮的影響，不但窒礙了政策研究，對政府也沒有甚麼意義。
所以我希望專家學者的眼光能夠更加廣闊，有更加自由的角度。比如專家學者可以思考目前的政策有甚麼不足之處，或者研究決策的機制、執行機制有沒有缺憾，能否因應社會變化、進步等。另一方面，如果學者單從理論出發，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無視政府政策遭遇的困難，完全不理會政策所引起的社會反應，對政府也沒有參考的功能。
所以，政府與學者的那種互不相干，甚至互不尊重，到目前為止都窒礙著政策研究。所以，有的學者所做的研究被官員嗤之以鼻，但也有學者完全不切實際，令到現實中根本沒有可能採用。
學者與官員應建立有效溝通
劉迺強：如何推動政府與學者進行交流，使得雙方相得益彰呢？
劉兆佳：學者專家要提高政策研究的質素，以及政策的實用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學者與官員的正面接觸，可以對政府推行的政策做點反思，拓寬政策視野。我希望盡量做到中介的角色，令到學者與相關的官員，建立有效的溝通聯繫，使得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為官員所接納。這個方面很弱，不是個個官員願意這樣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