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提振京城房地產信心的市場信息，是實情，是炒作？張立群笑了：“你說呢？”
他坦言也抄了一把房地產的底，不過是在美國：“大量美國住宅已經跌了快一半了，早前我倒買了一些，等到房價漲回去，再賣掉，賺把美國人的錢。”
股票從6000多點跌到不足2000點，依然沒有打動張立群出手的意願。
“早就有人游說我了。2008年2月份的時候，有個人經朋友介紹來找我，說他曾經是操盤手，現在自己成立公司單幹，讓我拿出1個億，3個月後給我三成的利潤，說得唾沫星子亂飛。”
張立群不屑一顧：“三成？比起賣煤的利潤，算什麼？” “當然就算他給我一倍的利潤，我也不會給他錢。把錢放在外人手裡，我不踏實，尤其是股票這個東西，我是真不喜歡。當初市場那麼火，我都不動心，現在這樣不死不活的市場行情更不用說了。”
眼下很多山西中小企業日子并不好過。張立群說：“市場上缺的就是錢。到處都是借錢的，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張嘴借。我認識個小老板沾點親，做玻璃器皿生產外銷，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入不抵出，資金周轉困難。為了貸幾十萬元的款，連村裡的信用社都跑了好幾趟，一無所獲，最後還是我借了錢給他。”
第二個故事：關煤礦覓新機
上世紀90年代初，王大富(化名)開始自己的創業之路。轉來轉去，還是轉到了本土山西商人最常見的生意——煤礦上。
2006年，王大富投資1個億新買進了一個煤礦。幸運的是，剛接手煤礦，價格就漲起來了，幅度之大以前根本不敢想象，這個新的投資早已收回。
在煤價飈漲的時候，無論是誰，只要手握資源都可以賺錢。但是，當能源價格下跌的時候，率性而為的山西商人也面臨著巨大的考驗。近些日子，做煤的很多老板，挖出的煤都基本賤賣了。據說已經有人損失了數億的資金。
2008年過半，伴隨著奧運會的開幕，王大富關閉了自己的所有煤礦。所以，當奧運會後煤價下跌的時候，他的心態很穩當。
“國家政策支持國營煤礦做大做強，對於私人煤礦則限制越來越多。其實從上半年開始，我一直在與國有煤礦企業積極接洽。”王大富說，“現在雖然不開工，我現在每個月還照常給工人發錢，畢竟跟了我很多年。再加上相關的行政費用，每個月大概50多萬。”
煤礦在關閉中等待機會，王大富的眼光已放開到其他行業。
這位同樣在北京不投資房產的山西商人，堅持把眼光放在山西省內。他表示山西的旅游業值得關注，目前已經有幾個朋友聯手做了一點相關的小投資，算是試水。“我認為，我的原始積累資金來源於山西，新增投資當然要在山西。當然更多煤商們的新增投資在省外，主要是看好那邊的投資環境。但我相信，以後隨著山西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取之山西、用之山西的山西商人會越來越多。”
“有時候想想，自己都不敢想錢怎麼會來得這麼快。還是運氣的成分大些。不過，有錢以後，我們圈裡的一些煤商們也開始談論晉商文化。一些不好的負面新聞讓外界對煤商們有一種誤解，覺得他們是暴發戶、土老冒。其實，現在有很多煤商有眼光、講原則、有底綫、重義氣，他們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經商思路。”
王大富說，“除了繼續經營煤炭生意以外，今後會在山西文化產業方面入手，我對這個計劃很有興趣。目前旅游業只是一個小小的試手。”
做文化產業比經營煤炭生意可難多了，見效慢，投入也大。王大富笑著說，“慢慢來，不著急。”笑容中是一份自信。
第三個故事：或投不動產
“以前是帶著錢也找不到煤，現在是不用錢就可以提走煤，只要你給個價格——這就是當前的煤炭市場形勢。” 說這話的是做煤炭貿易的李昭，40歲左右的中年男子，穩重成熟。
車皮鬆了、輪船鬆了、汽車鬆了，當這一切鏈條上的環節放鬆的時候，有的人，以一種不放鬆的精神和行動，在悄悄地努力。
“煤價不停地降，但就是有人在賺錢。就在前幾天，我在天津的一位朋友，幾天就把今年一年的利潤賺出來了。” 李昭感慨說。
這些日子，李昭很忙碌，山西、天津、秦皇島、各地電力公司等等，調動資金、簽訂合同，“反正有錢賺就行，我們不求高利潤，有幾十元就可以了。山西商人做生意的特點之一就是薄利多銷。”
除了做煤炭貿易，李昭本身還有其他產業。“這一次金融危機過來，倒是讓我這個多年做貿易的人意識到，還是要搞些固定資產到自己的產業中。”
李昭說，正好面臨各行業資產縮水的大好機會，最近，他開始關注一些類似酒店的項目。“不是買住宅，而是關注一些具有更長生命力的不動產項目。最近正在考察和接洽了解中，進入一個新的行業謹慎點好一些。”
李昭說，“對我來說，不論市場環境好不好，生意都不能停下來。很多生意的新機會，都是在堅持中出現的。”
當好多人還在為生意的冬天而焦慮的時候，也有更多的人在暗自行動著，在略顯放鬆的環境下，他們的忙碌，似乎也不為人所關注，而或許幾年後，他們的為人所廣泛關注，正是因為他們此刻的悄然努力。
“九毛九”的啓示
“目前，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國內很多行業都受到影響，大家都盼著市場行情快快回暖，你預計大約多長時間後市場會好一些？” 結束采訪的時候，記者問每個受訪對象同樣一個問題，他們的回答卻是各不相同。
張立群說，這場金融海嘯來得太猛烈，世界上的知名大企業倒閉的倒閉、裁員的裁員，“連鎖反應將會影響越來越多的行業和企業，傷筋動骨還100天呢，更何況這樣百年不遇的衝擊。兩年之內能緩過勁就不錯了”。
王大富說，現在政府不斷出台擴大內需、穩定市場的政策措施，而且中國在這場海嘯中受影響相對較小，2010年年初會好一些吧。
“看看今年下半年吧，我算是比較樂觀的一個。” 李昭說，我還是那句話，任何時候都有機會，只要堅持就有希望。”
此文將完，記者想到了一個詞——“九毛九”。
很久以前，一位山西商人外出山西去從事貿易的營生，在橫渡黃河時，遇見一船夫。
山西商人問道：過河多少錢？
船夫曰：一塊錢。
山西商人又問道：八毛八行不行？
船夫曰：不行。
山西商人再次討價還價道：九毛八總可以吧？
船夫心想，聽說山西商人精明會算賬，看來一點也不假。無奈道：“真服了你，就少收一分錢，九毛九！”
船行到對岸，船夫禁不住好奇地問道：“為什麼別人過河都出一塊錢，而你非要少給一分錢呢？”山西商人答道：“有了這一分錢，萬一生意賠了，那就指望靠這一分錢起家！ ”
自此，人們就把山西商人這種“嚴格控制成本精神”調侃為“九毛九”，作為對整個山西商人的一個泛稱。由此可見山西商人的憂患意識。
世界經濟正在經受著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最嚴峻的考驗，不確定性是這個階段的主題。不論是休整、觀望，還是試探、期待；不論是繼續做煤炭生意，還是嘗試轉型，記者采訪的這幾個煤商都很清楚一點：當他們對未來吃不准時，守護好現金、謹慎使用現金，才是未來繼續前行的根本。
農民工失業了嗎？
由於傳統的失業率統計并不包括農民工在內，要弄清楚農民工失業的現狀和前景，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試圖幫助返鄉的農民工在本地創業，對經濟和就業是否真有幫助，目前還不得而知。
1 月21日是臘月二十六，在安徽省的省會合肥，著名的火車站廣場上人流稀稀落落，稱得上秩序井然。如果一定要和那些習慣成自然的關於春運的想象相比較，這裡空蕩蕩的景象讓人不免吃驚。這個中部省份是中國最大的農民工輸出地之一，而合肥是連接該省西部和北部的省內交通樞紐(未來還將成為全國性的交通樞紐城市之一)；只要很少一部分農民工乘坐火車經過這裡中轉，這座極其平常的火車站，將成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但嚴重超出運力的爆滿情況并沒有出現。
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20日，是2009年春運的第10天，有數據顯示，合肥火車站共發送了 30771人。這個數字比2008年2月創下的歷史最高紀錄4.5萬人，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車站方面預計，21日發送客流人數會達到32000人左右，但實際上，當天經過合肥火車站的客流只有30700人，甚至比前一天還少了71個人。
這些數字與往年的數據基本持平，讓人緊張的大規模安徽民工回流現象并沒有出現。在外省市務工的安徽籍農民工有1000萬之多。如果他們因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而喪失工作崗位，并且集中在春運時期返回家鄉的話，交通將為之癱瘓——僅僅是想象一下這個情景，就足以讓人感到害怕。幸好，這一切并沒有發生。
建築小工還有活幹嗎？
在合肥一處建築工地上做雜工的劉文革是最早回家的一批人之一。農歷臘月廿日是他父親落葬的日子。3年前老人去世的時候，當地人稱“地仙”的風水先生指示不能落葬，只能將棺木“停”在地面上。入土為安，落葬是件大事，他早早趕到家裡籌備這事。他有一個兄弟在福建打工，日子已經通知過去，他希望兄弟也能早一點回來，但是福建打來的電話說，兄弟打工的石材加工廠裡正在趕一批出口的單子，最早也要到臘月十九才能到家。
劉文革有點不愉快，但主要不是因為兄弟晚歸引起的。2008年他不太順利。他熟悉的一個包工頭到合肥接工程，打電話讓他過去上班，結果不到半年時間，這個包工頭被當地人排擠走了。他繼續留在工地上班，但工價從每天60元跌到了55元，後來又跌到了50元。他想過離開工地，但是照行規，工錢要到過年的時候才一次性結清。他怕包工頭到時候賴賬，不敢走，只能硬著頭皮做到現在。
拖欠工資的事情這些年已經大大減少。在劉文革村裡，每個在外打工的人都感覺到了這個變化。但劉文革曾經被人賴掉了整整半年工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平時在工地上幹活，每個月只能從包工頭那裡領到一點生活費，如果年終包工頭從大老板那裡結完工人工資，拍拍屁股一跑，實際上誰也沒有辦法。為了自己的血汗錢，劉文革一旦開始跟一個包工頭幹活，就必定幹滿一年；這是他看住包工頭的唯一辦法，但也正合包工頭的心意。劉文革擅長打比方的老婆說，劉文革被他自己的工資綁架了。
像他這樣熟練的建築小工，這些年從不愁沒有活幹。實際上，從2000年到現在，他的工價從每天25元漲到60元，翻了一倍還要多。扣除通脹的因素，工價的變化說明中國對建築工人的需求仍然旺盛。
2000年以來，中國經歷了一輪高速城市化，全國城市化率從2001年的37.66%提高到了44%。除了那些極盡龐大豪華的公共建築和商業物業，中國的城市裡增加了無數的商品房。這些劉文革看不到的數字導致了他的工價上漲。
雖然房地產業經過2008年上半年的嚴厲調控，到了下半年，開工面積、在建面積和銷售面積都大幅下降，但在世界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房地產業再次獲得了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因為向開發商賣地獲得巨額土地出讓金的地方政府，已經成為房地產業的利益共同體。它們開始直接出面，提振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的信心。為此，中共合肥市委書記甚至當衆購買了一套商品房。這傳達了一個明顯的信號：房地產業仍將是中國未來幾年政府投資的重頭戲。
這些年，劉文革輾轉在從上海到無錫到合肥的建築工地上，自己家裡也蓋起了兩層樓房。每年一過正月初八，就有許多相熟的包工頭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够跟自己做事。劉文革有一條規矩，包工頭必須打三次電話邀請，他才會跟人家去。他不懂“三顧茅廬”的典故，只知道這種情況下，工價必定要高一些。
在未來的幾年裡，劉文革仍將獲得來自建築業的工作機會。他已經42歲了，唯一的兒子正在上初中。對他和他的家庭來說，未來幾年中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是至關重要的。
什麼是“提前返鄉”？
臘月十九(1月14日)，劉文革的兄弟趕到家，第二天兄弟二人把先人下葬了，請全村老少吃了一頓豆腐飯。劉文革的兄弟回家坐的是從福州開往合肥西的K322 次列車，在火車上得了感冒。村衛生室的醫生來吊了好幾天水。他帶著嗡嗡的鼻音說，福建平武一帶的石材加工廠都是做的出口生意，但到他回家的時候為止，出口的單子并沒有受多大影響。他所在的工廠并沒有裁減員工。這位年近40的農民工只認識自己的名字。他回家的車票是廠裡代買的，有座，車上人倒沒有往年那麼擠。他從來不看報紙，也不知道報紙上說的提前返鄉的事。
生於1978年的雷小明帶來了迥然不同的消息。這個年輕人娶了一個湖南姑娘做老婆，現在她一口地道的安徽口音，和雷小明老家的姑娘如出一轍。這讓雷很有面子。他們在深圳生的女兒已經4歲了，今年是頭一回在老家過年。他鼓搗了一陣子筆記本電腦，因為裝的盜版軟件沒有漢化，他感嘆自己英語不好。他在深圳一家電子廠上班，為步步高的產品做配套。他比劉文革的兄弟遲兩天動身，坐的是從深圳開往泰州的列車。這班車從深圳經贛州進入江西境內，幾乎是穿越整個江西省，經南昌和九江進入安徽，最終經合肥往東抵達江蘇的泰州。雷小明的同事以湖南和江西人居多，在深圳關外星羅棋布的電子廠裡，很多人因為訂單減少提前回湖南和江西過年去了。他所在的那家廠能够保全訂單，是因為步步高的產品綫主要面向國內市場。他保住了寶貴的工作機會，為此感到很慶幸。
深圳和東莞是最早被懷疑會出現失業潮的地方。2008年10月，香港合俊集團下的兩家玩具廠倒閉，老板跑路，7000名員工一夜失業。盡管地方政府一再澄清，東莞的企業倒閉數目并不比往年更多，但因為廣東的制造業比中國其他地區更加面向出口，媒體仍然懷疑這個有數百萬外來務工人員的地區將面臨更加棘手的失業難題。而整個廣東的外來務工人員，據廣東省工會2007年提供的數據，有3000 萬人以上。這也使得廣東成了衡量金融危機帶來的失業問題的一個風向標。然而，迄今為止，并沒有大規模的失業調查可以顯示這個對判斷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的數據。
要30歲的打工仔雷小明說出那些提前回家過年的同行的人數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各地的勞動部門也無法掌握這個隨時變動的數字。缺乏數據，尤其是經過公認的調查方法得出的數據，使得評估金融危機對中國就業的影響變得很困難。
有媒體稱，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提前返鄉的農民工有1000萬人左右。但何為“提前”，是否失業，什麼是“金融危機的影響”，都缺乏說明。這種含糊的指稱無益於澄清事實，反而使得事實更加模糊。
1000 萬的說法，存在複旦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陸銘的筆記本電腦裡，不過這并不是唯一的說法。陸銘的電腦裡還有各種各樣的數據。上至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至各省市政府，乃至不同的研究機構，都掌握了自己的一套農民工提前返鄉的數字。這些數字被寫進報告，用作各級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但是并不通用。對陸銘這樣的研究者來說，他無法采信這些數字中的任何一個，作為自己討論就業問題的依據。
這些數字中，最權威的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2月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根據農業部在15個省、150個村進行的抽樣調查所得數據，中國1.3億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 15.3%，也就是2000萬左右的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
幾個月前，2008年的暑假期間，陸銘曾經到昆山去調查過《勞動合同法》對就業的影響。那時候，大規模失業是個不存在的問題。昆山的企業處在嚴重缺工的情形當中。形勢逆轉得太快了，研究者在現實面前變成了無頭蒼蠅。
雷小明對眼下的工作并不滿意，也并不看好深圳。他擔心蕭條最終將波及到他自己，所以准備離開深圳，到昆山去碰碰運氣。在電話裡，他詳細地詢問了一個在昆山上班的初中同學的情形。但聽到的消息比東莞還要糟糕。
他的同學最近跳了槽。他本來所在的塗料公司主要為福特公司的汽車供應汽車油漆。在金融危機的中心，包括福特公司在內的三大汽車巨頭幾乎和已經倒閉的雷曼兄弟一樣，是搖搖欲墜的最危險的大廈之一。底特律的蕭條迅速傳導到了中國昆山，那裡的塗料生產廠已經開始裁員，唯一幸運的是，雷小明的同學在裁員之前離開了那裡。
真實的數據在哪裡？
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出台一個專門針對農民工失業的方案。不僅如此，由於傳統的失業率統計并不包括農民工在內，要弄清楚農民工失業的現狀和前景，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春節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在轄區內設立農民工創業園，據稱，這是試圖幫助返鄉的農民工在本地創業。聽上去，這既能增加本地的GDP，又能够就地消化就業問題，但這對經濟和就業是否真有所幫助，目前還不得而知。這很有可能是那些即興、短命而不切實際的政治創想中的一種。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向各省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下達了一個通知，要求在2008年的最後一個星期中，在北京、上海、東莞和深圳等26個城市中進行企業春季用工需求調查，并在指定的“勞務輸出工作示範縣”進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通知要求，每個城市至少要調查100家企業的用工需求，每個縣對100名以上的農民工進行就業調查。
這次調查的數據尚未公布，而此前的失業率統計的可靠性經常受到懷疑。即便動機是誠實的，因為調查和統計的技術手段落伍，并且行動滯後，經濟學界懷疑調查數據能否反映客觀現實。
在出台更有遠見和成效的政策之前，零碎和不真實的數據將歪曲危機的真實面目。對研究人員、決策者和媒體來說，要有效應對可能存在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問題，中國首先需要一個高效、獨立而透明的信息收集與發布系統，以幫助他們看清問題的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