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6日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訪問時表時，金融危機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提供了機會，中國應當運用國家實力主動謀求更多國際空間，成為制度制定者，同時讓世界認識中國價值。
從剛剛結束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歐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有資本和力量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更多主動權。金融危機帶給中國外交怎樣的潛在國際空間，及其如何實現潛在空間，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機讓西方輿論收斂
中國外交空間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客觀效果，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國家實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果就會很難體現出來。
換言之，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著金融危機突顯中國地位的重要性，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去年開始，國際輿論環境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態勢。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很多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層面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則相對淡化。特別是由於金融危機，西方出於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輿論環境方面對中國有所改善。為了盡量不激怒中國，西方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國際空間增長的客觀空間。中國還應當從主觀上運用中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國際空間。
中國應成為制度制定者
那麼，中國如何利用這一機會來進一步改善自身國際環境，提升國際空間呢？
最明顯的一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高聲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各國都已經在考量在未來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中國能否提升其國際地位和擴展國際空間就要看中國是否能够在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
過去，中國的重點是與世界接軌。接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現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重建，中國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這個舞台上，中國是作為一個建設者，是作為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
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就需要自己的東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則，不能光等著別人提出來。所以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為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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