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要說就要說實話，這點以後再談。
問：社會的分歧走到今天未有紓解，你認為我們的政治文化應該如何提升？
詹：這部份必須加強，我認為應該由“總統”帶頭去做。執政後，在政府與一些職位的安排，國民黨有相當意見，這可以理解，馬先生希望做到的是全民“總統”，這也對，可是我覺得他在詮釋與貫徹全民“總統”時，邏輯上、作法上可能陷入迷思。
全民“總統”是無庸置疑的，在施政上必須照顧所有的人，不管他有沒有投票給你，因此政策是全民的；而你的執政團隊可以是你的政黨為主，做得好不好，你的政黨才可負責，這也是權責分明，若此，前面的這段衝突應該會沒有。
他應該強調的是，政策如何讓全民受益，並在藍綠對抗中怎樣去磨合，如何提出願景，如何去當這個橋樑，這些他都可以做，這與誰來擔任什麼部長無關，但是他在這方面好像有一點錯亂。
問：你又如何看待社會的信任問題？例如三一九事件，你是當事人，卻不被信任，國民黨中常會如此這般，有何感受？
詹：這件事到今天，與四年前比起來，已經很多人可以客觀看待了，如果還有人用有色眼光，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他們不認識我，因為我過去在南部很低調，他們認為我服務醫院的董事長是綠的，所以一定怎麼樣，他們不知道我與許文龍是專業的關係，沒有主從的關係，而且沒有政治的關係，如果有的話，這八年我不早就透過許多關係去當官了？
其次則是資訊上，媒體沒有充分的提供，以致先入為主。所以真調會成立時，我是很歡迎的，二次真調會的主委是王清峰，她來我們醫院與我及我的團隊談過很多次了，我們把資料給她，她也做成了報告，這報告是幫我們洗清了，但是這個報告並沒有完整的在記者會中說清楚，所以有些人還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特偵組又重啟調查，也跟我談過了，我一五一十又說了一遍，我拜託他們如果能弄清楚誰是真正的兇手，那最好，沒有人比我更想弄清楚，因為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因為我與我的團隊是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卻無端被捲入，到現在還在背這包袱。如果兇手無法查清楚，至少也要把我醫院這段交代清楚，讓社會都知道。唯有如此，才能讓我的同事坦然面對親友，也可避免以後還有人以此做為鬥爭我的藉口。
同時，我也拜託特偵組將來的調查報告，把有沒有那個“小護士”講清楚，當時我就說沒有，我還提供獎賞一千五百萬元，到現在還沒人領。
問：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就要對人格徹底不信任，這是很悲哀的事情，這個社會該如何建立互信？
詹：確實如此，如果要破除這個，可能我們要產生一個真正在政治上、人格上，能夠弭平兩方面差異，而且他要有強烈的人格特質，讓人家確信不必去懷疑他，如果能產生這樣的政治人物，問題會解決大半。
過去美國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在尼克森時達到最高點，因為水門事件，也因為整個國家社會對政治人物不信任，後來選了一個他們認為可信任的、人格完整的，就是卡特。這也是市場取向，否則一個南方的州長，怎麼會出線？人民需要，民主黨就去找出這個人來。後來他伊朗的問題解決不了，社會需要一個解決問題的人，於是共和黨的里根就出來了。所以對民主、對老百姓要有信心。
我在美國待了十六年，美國讓我安心，就是美國自我調整的能力很大，國家發展到哪裡，遇到什麼問題，老百姓就會去選出一個解決問題的人。現在台灣老百姓認為可信任的人不存在，即使有，也做不了事，所以，如果我們能找到能信任的，他又能做事，就可起帶頭作用。
問：離開馬團隊後的近況，做些什麼？
詹：在發生ＳＡＲＳ、禽流感一連串事件後，加上世衛希望各國自行掌握疫苗，這個問題成了“國家”安全問題，當初“國安”單位認為兩岸這麼近，往來如此頻繁，過去也發生過這麼大的事，因此不僅是健康安全問題，也是經濟安全問題，李明亮因此在二○○七年到任國光生技公司董事長，也與世界大廠合作建廠，但是後來增資失敗，工程因此停頓，外國技術人員也撤回，今年六月三十日前若不處理就將破產，因此他拜託我來接，我於是負責去籌資、辦銀行聯貸，把公司穩定下來，若是酬庸，來這種公司幹嘛？但我覺得這事情有意義，有挑戰，若做得好，對人民有益。
另外，我接受上人的邀約，在慈濟當醫療委員會主委，我認為慈濟的醫療與教育體系這麼大，這不只是慈濟的，這更是社會“國家”的，應該永續發展下去，因此要建立制度，要有強健的經營團隊，上人同意了，這些都是我可以發揮的，所以我願意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