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洋的推動下，改革方案產生。“一開始的征集意見稿并沒有太多亮點，汪洋講話之後深圳市領導指示一定要拿出有突破的方案來。”一位參與了文件咨詢的學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綜觀兩份文件，黃衛平看到了深圳此次改革的一條脉絡。“首先是突出了民主法治的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又重點突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
《綱要》中提及的開展部分區人大代表的直接競選，支持設立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索區長差額選舉，這些措施均與人大有關。
“第三個特點，核心內容或者最大的亮點就是選舉政治，在選舉上加大民主程度，使得候選人更有競爭性，選民有選擇性。”
當然，“我們的選舉是從屬於選拔制度的。選拔是大制度，選舉是小制度。最終還是選拔，但現在增加了從下而上的內容，把人民群衆的權重增大了，是用選舉政治來彌補過去選拔制度的不足。”
而所有特點歸納到實質，“此次改革的最大特點，是試圖把現有制度內的民主空間激活。不管是競選還是差額選舉，以前法律都有規定，只是沒有做，或者沒有執行細則，可做可不做。”黃衛平說，因此，“深圳的改革不是戲劇性、顛覆性的改革，而是一種自我完善。”
汪洋也明確否定了“政治特區”的說法。3月31日下午，在聽取深圳市關於經濟社會發展以及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開展情況匯報時，他說，在深圳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不是要搞什麽“政治特區”，而是要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具體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積累經驗。
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進改革
深圳政改的動力來自哪里？黃衛平觀察深圳政壇多年，他直言不諱地說，有一些具體做事的幹部是不願意改革的。“深圳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先鋒城市，廣大幹部更願意和習慣通過發展經濟和經濟改革來創造政績，而無意在政治改革方面冒風險，即使面對社會利益矛盾，也更擅長用財政優勢花錢買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對將民主法治建設作為各項改革之首，深圳市的各級領導在思想上還要有個逐步適應的過程，需要不斷解放思想。”
這種背景下，他認為，中央的精神和汪洋的要求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另一部分動力來源，“是深圳老百姓的維權需求和政治參與需求的日益增加。” 深圳大學當代政治研究所教授汪永成對本刊記者說。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楊龍芳也抱有同樣看法。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深圳在社會層面一開始就帶有强企業的特色，它的基本社會建構是一個以企業為基礎的社會，這樣的基礎推動了深圳公民社會的日漸成熟。“深圳公民社會在社區自治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并對深圳地方政府的運行機制演變產生了近距離影響。”
敖建南，黑瘦，臉上常帶著笑容，今年約摸50歲的他比實際年齡顯老。他的身份很特殊---深圳南山街道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聯絡員”。
幾年前，敖建南曾因自家的房產問題和國土部門打過“一元錢官司”，盡管勝訴，他也成了小區里的“維權人物”，但他認為這樣維權付出的代價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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