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術林：當時非常意外。6月26日寫完信，我因爲有事，又請了假，一直到7月11日才忽然想起這件事，就趕快打開郵箱一看，竟然有封回信。
書記說很想有機會約我面談，如有不便也可繼續在網上交流，落款是汪洋親筆。我當時很驚訝，覺得難以置信。心情真是比較複雜、比較激動的。
我馬上寫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說非常樂意跟書記交流或網上交流，因爲有事沒及時回信感到十分內疚，最後就是些客套的話：祝工作順利，身體健康什麽的，很簡短。落款就留了聯系方式。
新京報：後來，你第二次及時地查看到了回信？
杜術林：是啊。當天發信3個小時後，就收到了第二封回信。書記說，會在適當的時候約我。
新京報：你相信兩封信都是書記親自回的嗎？
杜術林：後來我去開會時，問了市發改委的同志。他們說是真的，是書記親自回複的。
“問計求策”實實在在
新京報：汪洋書記後來是怎麽約你的？
杜術林：8月6日上午，我接到市發改委的電話，說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要邀請我參加座談會，還說書記已經看到了我的建言，想進一步了解基層情况，通知我第二天下午去開會。
新京報：你做了不少准備吧？
杜術林：6日實在太忙了，晚上12點還在做抗洪的采訪。第二天早上，我就圍繞十條建議精心地做了發言准備。
新京報：談談會上的情况？
杜術林：其實開會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樣了，還是很嚴肅的。叫“‘問計求策’活動市內優秀建言者代表座談會”。加我一共13個人，不全是網絡建言者，而是各方面代表都有。但像我這樣的小青年就一個，我應該是年齡最小的。
能看出來市里對這次會很重視，把我們的發言稿都裝訂成册了。13個人輪流發言，最後是書記總結。會議一直從2點半開到6點，絕大部分時間全部留給建言人。
新京報：會上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麽？
杜術林：書記總結時有句話：只有科學的民主，才有科學的决策。這句話讓我印象最深。
“公民”身份重于“網民”
新京報：你怎麽看網絡這種官民溝通的形式？
杜術林：我們處在信息時代，正親曆這個大國的崛起。民主思想我們有了，而且實現方式很多，比如博客、論壇，這爲决策者納諫、爲公民參與提供了渠道。我個人認爲，這可以稱爲“個體民主的時代”。
新京報：那麽你怎麽看待網絡對于“個體民主”的作用？
杜術林：以往，領導要聽取大家意見，就是開會、調研，成本很高，而網絡成本則很低。信息社會爲决策者實現民主的方式提供了很多可能。
也有人把這個提高到“網絡政治”層面，但我認爲民主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網絡能擴大我們的民主，提高民主程度。
新京報：“公民”與“網民”，你更認可哪個身份？
杜術林：我更看重“公民”的身份。這件事可以說啓蒙了公民意識。市領導能廣泛地問計于民，吸納公民意見和建議，是對市民最大的尊重。
新京報：現在媒體相關報道很多，你怎麽看？
杜術林：我這幾天看了很多報道，感覺像在看別人的故事。對我來說，這只是履行公民義務，我不想想太多。我只是在某一時候寫了個東西，它跟我的成長經曆、思想狀態都有關，而書記看到了，就是這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