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所謂“智慧平板”！日前，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組在山西太原再次發現當地多所學校以是否購買平板電腦為標准劃分“智慧班”和普通班。進入“智慧班”，需一次性繳納課程資源費、平板使用費等數千元。而就在本月，山西省教育廳還轉辦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相關綫索，涉事學校自查後否認，當地市教育局於8月14日“將此結論報告了省教育廳”。
“智慧平板”四處開花，於公衆而言可能是視覺煩擾，但對真落到自己頭上的家長來說，卻著實是一個左右為難的糟心事。近年來，包括浙江嘉興、雲南普洱、安徽在內的多地都被曝出存在大量學校變相強制推銷所謂“智慧平板”的問題，而且是幾乎如出一轍的招數：學校以自己對教育資源的再分配權為底氣，變相強制家長為相關公司的所謂“智慧平板”教學模式買單。不買平板就沒法分入以“智慧”為名的班級，并且暗示因此同時失去與之人為綁定的某些優質教育資源。
變相強制購買相關產品，學校扮演的角色很不體面。而令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部門在接辦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綫索後的一些做法。此前，雲南普洱有關部門在核查後還算坦誠地表示情況屬實，并責令停止、糾正相關行為。先不說就發生在主管部門眼皮底下的違規操作，為何無法在第一時間被發現和糾正，也不說學生家長的情況反映為何總是要驚動了國家平台才有解決，在最新披露的山西太原個案裡，省市教育主管部門對待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綫索的態度其實就非常能够說明問題——接到綫索、層層“轉辦”，最終只是涉事學校自查自辯，地方政府部門毫無分辨能力與最基本的核查意識，照單全收，再層層轉報了回去……
如果說被調查對象自查自辯還是一種本能反應，那麼，地方主管部門對被調查主體的說辭未經甄別就是妥妥的失職。要知道，經過一級又一級教育主管部門報告的涉事學校自查結論，已經不僅是自辯的性質，而有了背書的效果。國務院督查組緊追案件綫索不放，“殺了個回馬槍”，結果不僅令人尷尬和憤怒，也在拷問一個現實問題，即如何有效激活地方治理效能。
像此番山西太原個案，在接到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反饋機制提供的綫索後，依然持消極應付的態度，很難不讓人懷疑背後存在相應的利益鏈。學校變相強推“智慧平板”的底氣，是否本身就源自某些主管部門或官員的授意，而涉事學校自查一度輕鬆過關、獲得背書的原因，又是否指向了範圍更廣的權力尋租情況？
強賣“智慧平板”的小聰明，深夜排污的小把戲，為何總能在地方瞞天過海？此番國務院大督查在披露山西太原案例時，特別指出地方多級主管部門對督查反饋的消極作為，可謂意味深長。國務院大督查的利劍，不會也不可能只盯住一些地方的違規個案，更重要的還在於，要有通過問責個案，解決一類問題的決心。
地方治理效能關涉一方政治生態，關涉地方權力運行。毫無疑問，市民在發現并受困於具體問題時，是否會在第一時間選擇尋求當地更直接的監督、監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公共治理的效率與誠意。而以國務院“互聯網+督查”為代表的行政監督機制，一旦觸發可能就意味著要展開相應的問責。被國務院大督查揭出的問題綫索不能就這麼輕鬆過關，地方監管失職的責任人更不能毫發無損。前有環保督察公開約談省市主要負責人，中紀委順藤摸瓜“查酒駕背後飯局”，期待國務院大督查開展更深入、更嚴肅的追責問責，以宣示激活地方治理效能的決心。（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