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執法尺度和水平是影響營商環境的重要因素。如果執法者不能審時度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會動輒向企業開罰單，甚至令其“傾家蕩產”，那麼企業的生存發展、良好營商環境的打造乃至當地社會的穩定，都可能受到影響。這不是在無原則地為違法者撑腰，而是希望執法者能够多計深遠、計民生、計執法效果。
再有，是我們的法治建設問題。不久前，國務院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行政裁量權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見》《關於取消和調整一批罰款事項的決定》，取消了29個罰款事項，調整了24個罰款事項。這兩份文件傳遞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要對行政執法予以規範，努力清除現實中的一些執法亂象，比如該嚴不嚴、該寬不寬，罰款事項有違“放管服”改革精神、有失公允、過罰不當等。這對每一個基層執法部門的每一個執法行為提出了更精准精細、切實高效的要求。
關於上述新聞，還有兩組數字形成了對比——2021年以來榆林市市場監管局有關食品類行政處罰的台賬顯示，針對小微市場主體的50多起處罰中，罰款超過5萬元的有21起，案值只有幾十元或幾百元；自2019年3月發布首份免罰清單後，上海市場監管部門已發布三份免罰清單，包括50項市場監管領域免罰事項，截至今年8月23日，4000多家市場主體免罰，且沒留下“污點”，不會影響企業信用等。透過這些數字可以感受到的，是一個個真實的市場主體，菜攤攤主、面館老板、奶茶店店主等，他們的小門店、小生意扛起了全家的生計。同時可以感受到的，是有些執法不時給人“斷後路”，罰款、交差了事；有些執法則注重給人“留後路”，給人改過的機會和前進的希望。
如何平衡執法的力度、尺度與溫度，如何保證執法精准、裁量恰當，能否讓公衆在每一個執法行為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關系著人們對法治的信仰，關系著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我們樂見更多讓人心服口服的、過罰相當的執法，而非動輒“不罰個傾家蕩產不罷休”的執法。（來源：工人日報 作者：林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