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實現生前預囑立法之前，已經做了不少努力與鋪墊，主要是通過安寧療護中心的建立與生前預囑一同推動安寧療護的發展。生前預囑是安寧療護的一部分，安寧療護機構也有助於本人和家屬更安心地接受生前預囑，更好地面對自己人生的最後一程。當然，實體機構的建立，遠遠不足以支撑生前預囑的落地，生前預囑更多還是圍繞“臨終決定權”的歸屬問題。
“臨終決定權”的歸屬涉及的問題主要圍繞著家屬與醫院，這也是目前難以解開的一個結。目前來講，“臨終決定權”的實際歸屬是家屬，而家屬出於對家人的不舍、對傳統觀念的堅持或對擔下“不孝”之名的畏懼，大多數都不會選擇“放棄搶救”。將“臨終決定權”從家屬手中歸還到本人手中，不可能因生前預囑入法而得以一蹴而就，需要完整的法律、政策與執行方案的支持。例如，目前醫院基本會按照家屬意願執行搶救方案，和害怕擔責有很大的關系。此前，并不乏家屬放棄搶救又後悔，提告後判醫院承擔部分責任的判例。在生前預囑入法之後，司法慣性如何避免，家屬反對時醫院如何抉擇，誰來擔任推動和監察生前預囑執行狀況的第三方，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和細化。
生前預囑首次入法，是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也是對生命的尊重。這是把“臨終決定權”交還給本人的第一步，後續如何解決家屬與醫院的現實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探索與細化，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機制。如何面對死亡，這一課，個人和社會，都還有很多要學。（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