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具體行業規章中，違反上位法原則的規定卻自成格局，儼然“法制健全”。比如，以分計費的“規定”有1995年原電郵部頒布的《全國數字移動電話(GSM)計費原則暫行規定》，有2004年原信息產業部《關於中國移動通信GSM移動電話業務計費原則備案的通知》。甚至業內人士反詰：這些計費原則都是“政府規定的”，哈爾濱市工商局不能“有法不依”。
其實，電信條例本身就是一部行業管理法規，是十多年前由原信息產業部起草的，其中規定更多體現的是行業監管、企業發展的訴求，消費者權利卻難在其中體現。至於上述收費標準的規定，只是行業內部文件，雖然是“政府規定”，但並非“法律”，工商部門依法維護消費者權益，提出質疑，談不上“有法不依”。
其次，這種爭議背後有一個“部門立法”為“民生立法”讓路的問題。2009年9月2日的人民日報就報道過“部門立法”問題，稱目前我國80%的地方法規草案由立法機關委托政府職能部門起草，由此引起的部門利益法制化現象，令人心憂。就電信條例來說，它難稱是一部“民生法規”，比如，2009年違法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被列入刑法懲治之前，不少地方的電信商在出售用戶信息。但對這種明顯損害消費者權益、違背誠信的行為，工信部、工商局卻都難做處罰，因為電信條例中根本就沒有運營商保護用戶信息的規定。
前些天，溫總理在聽取社會各界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時，指出“政府工作的中心就是民生”。電信業內人士所反覆強調的“政府規定”、“監管劃分”，是否與上位法有衝突且不說，問題在於：這些行業內部文件，是否體現了民生原則？是否能保障普通人的利益？是否有悖於起碼的公平原則？答案是顯然的。
總而言之，行業利益破局，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當務之急在於理順現行的管理機制。按消法規定，工商部門負責監督終端市場、維護消費者權益，但按現行的電信條例，工商部門既不能做處罰，或直接調價，那又如何維權，如何監管？消法中規定的種種消費者權益，不應受阻於行業規章。
顯然，改變電話收費標準，並非哈爾濱一地工商部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頂層設計”，以開放設計直接吸納基層的民生訴求，變消極應付為積極回應。現行的行業法規，不應妨礙“民生法律”的實現。（時間：2月15日 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