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倫理學領域的探究與批判之後，康德又將目光轉向政治學領域——探討啟蒙的意義和必要性。在1794年發表的《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啟蒙？》一文中，康德定義“啟蒙就是從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普通民眾樂意終身羈留在未成年狀態，原因不僅在於他們自身的懶惰和膽怯，更在於統治者的愚弄和煽動，以及別有用心地培植偏見。康德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論證“通過一次革命，也許會造成個人獨裁和壓迫制度的倒台，但卻永遠不會實現思維方式的真正變革，反而會使新的偏見成為無思想的群氓的引導”。照他的觀點，思維的變革或思想的革命才是“啟蒙”全部意義之所在。
由此，在四年之後發表的《系科之爭》（1798）一文中，康德力主“低級的”哲學應當從神學、法律等“禦封的”高級學科當中獨立出來。國家設立禦用學科目的在於恫嚇臣民以便於統治，而個人對獨立自主的追求也會受到威權和傳統的桎梏以至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相反，哲學只聽從理性，既不是“神學的婢女”，也不受世俗權力的束縛——哲學家應當自由深入地展開理性思考和批判。康德認為，政治和宗教是對批判最為敏感的兩個領域——因此最需要加以批判——他的名言是“如果批判者不能批判一切，也就什麼都不能批判”。
這也是康德念茲在茲的“啟蒙的自由”，即在一切事務中公開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即目所見，到處是對自由的限制——“軍官說：不要議論，只管訓練！財政官說，不要議論，只管納稅！神職人員說，不要議論，只管信仰！……”在康德看來，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只能使之日益麻木而怯懦，相反，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則有益於民族的精神自由。用他的話說，“如果自然使它精心照料的這顆種子，在這個堅硬的外殼下面發芽生長，那麼，它就會逐漸地反過來影響到民族的性情，並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基本原則，政府會認為按照人的尊嚴來對待人是非常有益的。”但可悲的是——“而現在，人更多地是機器”。
1933年，希特勒掌權。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西奧多·阿多諾視之為“里斯本大地震的二十世紀翻版”），被馬克思稱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哲學家”的康德（連同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德國一同被禁毀，罪名仍是宗教裁判所慣用的——散布“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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