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大地震發生於1755年11月1日，震中位置為里斯本西約一百公里的大西洋底，地震有感半徑達兩百公里，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三十米，英、德、法三國均受其害（遠在普魯士的康德也注意到附近滕普林湖水出現“奇怪的”變化），死亡人數高達二十餘萬。此次地震為歐洲歷史上最大地震，也是人類史上破壞性最大和死傷人數最多的地震之一。
令人困惑的是，地震（以及隨後蔓延的火災）使得全城數百座教堂、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築毀於一旦，但城中的妓院卻完好無損，這一現象使得素以“虔誠”著稱的耶穌會教士和神學家抓狂不已。新教神學家約翰·格奧爾格·齊默曼（1714－1795）認為天主教的聖人崇拜方式以及“異端”審判是地震發生的根本原因：地震發生的日子恰逢天主教的萬聖節，便是顯著的標誌；而宗教裁判所在地震中率先被震塌則是“人神共憤”的必然結果。對此，天主教人士自是不敢苟同。1756年秋，葡萄牙最有影響的耶穌會士加布里埃爾·馬拉格里達（1689－1761）發表著作《一種看法：這場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對上述“謬論”嚴加駁斥。在書中，馬拉格里達告誡包括新教徒在內的全體民眾必須深刻反省：“別忘了啊，里斯本！毀滅我們房屋、宮殿、教堂和女修道院，燃起吞噬無數珍寶的大火，和讓眾生喪命的原因……是你罪孽深重的邪惡！”——這位教士堅決反對把里斯本大地震歸結為自然現象，相反，他堅持認為這正是該國新教徒（他稱之為“新基督徒”）倡導的罪惡生活方式諸如看歌劇、聽音樂、賞鬥牛等奢侈享樂所帶來的惡果。
與上述觀點相似的是英國基督教神學家約翰·衛斯理（1703－1791）。他在1755年日記中寫道：“地震是神意裁判的一種表達方式。”在地震之前，這位“衛斯理宗”的創始人不止一次觀測到哈雷彗星，這使得他益發堅信上帝對“悖逆”子民的懲罰已迫在眉睫。事實上，大地震之後在牧師與神學家中最為流行的觀點是：這場地震乃是上帝對子民的警示，也是末日來臨的預兆——世人唯有懺悔罪孽並改變其生活方式始能獲得拯救。
不僅在宗教人士當中，大地震在啟蒙運動“文人共和國”內部也引發了廣泛爭論，其中以伏爾泰－盧梭之爭最為知名。歐洲文化名人伏爾泰獲悉地震詳情後，寫下名詩《里斯本的災難》。在詩中，他首先對“天譴論”提出質疑：地震若是天主的懲罰，嬰兒何罪，也要受罰？其次，巴黎與倫敦存在更多敗德的社會現象，為何卻是罪惡程度較輕的里斯本遭受嚴懲？此外，伏爾泰藉此天災，對當時盛行於歐洲思想界的“樂觀主義”哲學提出嚴厲嘲諷和批判。首當其衝的是萊布尼茨（及其弟子克里斯蒂安·沃爾夫）對自然惡的理性解釋及其“前定和諧說”，在伏爾泰看來，這是端居象牙塔中、脫離社會現實的學者炮製出的荒唐可笑的無稽之談。在此之後，伏爾泰又在該詩的《作者序》中點名批評英國大詩人蒲柏（1688－1744），尤其是後者長篇哲理詩《人論》（1734）中的格言“現實就是合理”（或譯為“一切都很好”）——按照蒲柏的見解：個別的不幸是有意義的，因為它能促進普世的福祉。相對於萊布尼茨的愚蠢而“天真”，伏爾泰認為蒲柏的說法既荒謬又“殘酷”——高談闊論人間苦難必要性的哲學太過冷酷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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