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里，我似乎對民族危難之際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另外一種形態的民族感情與國家責任感。說實話，以往我們對這樣一些職業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與認識。在歌頌激情的同時，理性是否也應得到重視與肯定呢？
魯迅的聲音也與眾不同。與顧維鈞這些外交官還不一樣，魯迅從來沒有認可過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對當權者他一直持批判態度。但在“九一八事變”後民間掀起的抗議與反日潮流中，魯迅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現出他的冷靜與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藝新聞》發表雜文《“日本研究” 之外》，忠告中國青年：
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於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但目下投機印出的書，卻應除外，──關於外國的，那自然更不消說。我們自己有什麼？除了墨子為飛機鼻祖，中國是四千年的古國這些沒出息的夢話而外，所有的是什麼呢？
……
尤其是應該研究自己：我們的政治怎樣，經濟怎樣，文化怎樣，社會怎樣，經歷連年的內戰和“正法”，究竟可還有四萬萬人了？
……
我們應該看現代的興國史，現代的新國的歷史，這里面所指示的是戰叫，是活路，不是亡國奴的悲嘆和號。（《魯迅全集》第8卷，第320頁）
在“抵制日貨”的討伐聲此起彼伏之時，魯迅仍主張中國應學習日本的長處，並公開發表這一見解，實為振聾發聵之音。今日再讀，仍讓人感慨於他的特立獨行。
這便是1931年的中國。
不同的命運，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態度，構成了一個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驚、控訴、吶喊、呼籲、抗爭、慌亂、沮喪、亢奮、憂慮……
悲情已成歷史，警示與沉思卻永遠留給了後人。（摘自《封面中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