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宣戰的蔣介石，卻又必須安撫憤怒中的民眾，這是擺在他面前的難題：
為安撫情緒激烈的愛國學生，使其擺脫痛苦，南京的蔣介石主席上周組建“學生軍”，以準備抗日，但大量學生沒有參加，他們懷疑蔣是否會真的宣戰。三千名學生在南京聚會，大多數人年紀很輕，也很窮，他們發誓在那里請願（也許會絕食），直到政府採取具體行動來維護“中國的名譽”。
聽說又有一輛火車滿載學生將要離開上海，蔣主席立即下令火車停車，哪怕學生威脅要砸爛車站。發生一陣騷亂後，上海鐵路部門官員隻能放行，當火車駛出上海車站時，學生們陣陣歡呼。火車開到距南京五十英里的鎮江時，駛進副道，學生憤怒了，但司機和司爐留下火車頭，早已離開遠去。在美國，贊助燕京大學的費城人，收到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電報，據稱，他的中國學生繼續在上課，沒有參加別的學校由中國學生舉行的示威活動。這些費城人得知這一消息鬆了一口氣。（《時代》，1931年10月12日）
在民眾的憤怒面前，最尷尬的恐怕是中國的外交官，他們陷於了舉步維艱、如履薄冰、左右為難的境地。民眾反對和日本談判，外交官卻又必須運用外交手段。他們需要向當時的國際組織──國聯陳述中國發生的一切﹔需要向國聯提出中國的抗議﹔進而希望國聯能夠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進一步行動。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咄咄逼人、隨心所欲、甚至不把國聯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對的是國聯中各有利益考慮、各有心思盤算的西方列強。然而，他們所倚仗的卻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一個內亂不休的國家。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的外交官的確有他們的苦衷與尷尬，要與民眾真正有所溝通，何其艱難！
此時在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的中國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與日本代表吉澤幾乎在會場上扭打起來：
中國代表團在上周日內瓦舉行的國聯理事會上完全無所作為。事實無可爭辯，是日本在為所欲為，軍隊和飛機攻佔滿洲（中國領土），這些軍隊造成中國人流血。流血無疑就是戰爭。上周在日內瓦，中國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再次要求國聯干涉。
中國的施與日本代表團團長吉澤幾乎要掐對方的脖子。為拉開他們，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把發怒的東方人暫時安排到分開的房間。第三個房間里坐的是美國的“觀察員”、美國駐瑞士大使威爾遜（Hugh R. Wilson），國聯理事會的歐洲代表坐在第四個房間。威爾遜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說日本違反了《凱洛格公約》（禁止以戰爭作為國策手段的國際公約──引者），理事會同意吉澤先生的意見，該事件屬於中日之間的事務。溫和的英國代表說：“特別是吉澤先生已向我們保証日本現在正在撤軍……我希望這些軍隊能盡快撤離完畢。”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國聯派出觀察團以監督日本的“撤軍”──如果它付諸實施的話。國務卿史汀生從華盛頓致電中國和日本，敦促他們限制軍事行動，“遵守國際法”。這樣，實際上拒絕使用著名的《凱洛格公約》。
在中國外面發生的這一切或許顯得刻板而乏味。對中國學生這些愛國者來說，他們則因中國受到打擊而怒火燃燒：1？列強將中國出賣給了日本﹔2？在向國聯訴求時，上當受騙的中國的外交部長使這一出賣成為可能。他，該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頭，學生們高呼：“打仗！打仗！”（《時代》，193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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