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午間半小時”節目把鄧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許多人都為她贊成安樂死的坦誠態度所感動。鄧大姐不但贊成安樂死，而且還曾想過身體力行。有一天，我同鄧大姐開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馬上說：“我才不怕死呢！幾十年風風雨雨，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沒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規律，我這樣太浪費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鄧大姐特意讓我向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志轉達了她的意見：“一個共產黨員，在死時再作一次革命。當我生命快要結束時，千萬不要用藥物來搶救，那是浪費人力物力的事，請組織批准，給予安樂死。”聽了鄧大姐的請求，李鵬即給江澤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們寫了一封信，報告了詳細情況。後來，江澤民同志批示說：鄧大姐的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可敬可佩，值得我們學習。此件請常委同志閱後請辦公廳妥為保存，今後鄧大姐百年之後堅決按她意見辦。
1991年7月，鄧大姐最後一次入院後經常高燒不退。一次，她持續昏迷了12天，清醒後，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樂死的事。當時我們大家安慰她，您的頭腦清醒，而且還可以治療，誰也不能批准你安樂死，也沒有必要。鄧大姐最後病危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且是自然睡過去的，可以說這對於她也是種安樂死吧。
住院期間，鄧大姐不止一次地說起她的遺囑，怕我們不按照她的意願辦。我曾對她表示：“請您放心，您有信給黨中央，也有給我們承辦具體事項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頭的囑托我也不會忘記的，我會盡力照您的原則辦的。當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辦得了，但凡是我能辦的一定照辦。”她聽我這樣說，高興地說：“那好！我就放心了。”
鄧大姐的兩份遺囑十分簡短，但它精煉如金。從那一條條簡潔而明了的囑托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偉人的胸懷。鄧大姐去世後，我不想違背她老人家的囑托，因此，辦理後事時，凡是能辦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辦的，只有這樣，我在心里才覺得對得起她老人家。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摘自《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