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份遺囑里，鄧大姐安排得很細致，連文件、照片、圖書、甚至衣服怎樣處理都想到了。十年後鄧大姐去世，我們正是按照她的遺囑對所有的遺物做了分配。
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鄧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寬闊，對死也一直表現出豁達的態度，把生死問題看得很透。鄧大姐晚年在談話時常常說起生死這樣的話題，她說“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誰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樣對待死，怎樣對待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觀。生時什麼也沒有，死了兩眼一閉，心臟停止跳動，什麼也不知道了，什麼也帶不走的。” 有一次，鄧大姐又同我提起這個話題，她說：“一個人死後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的事，我也反對在家搞吊唁，我無兒無女搞這些是給你們和組織上添麻煩。”說到這兒，鄧大姐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趙煒你做點好事，我死後千萬千萬別搞吊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社會上對於安樂死的問題爭執很大，鄧大姐知道後就旗識鮮明地表示支持安樂死。
那是1988年1月間，鄧大姐從她最愛聽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中聽到北京首都醫院的一位大夫關於談論安樂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認真聽完了節目，而且還給中央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的同志們寫了一封信：
今天你們勇敢地播出關於安樂死的問題並希望展開討論，我非常贊成。首都醫院那位大夫的意見，我很擁護。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
這作為一個聽眾參加你們討論的一點意見。
鄧穎超
198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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