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鄧大姐寫遺囑後，我心情十分難受，曾勸她說：“您寫那麼早幹什麼？現在還不到時候。”她說：“等我不能寫的時候已經晚了，趁我現在身體好，頭腦還清楚，還能動筆的時候寫出來好。這是為組織上好辦。我活著的時候，有時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讓你為我背。”自從寫完遺囑，鄧大姐就好像了卻一樁心事，可她還總時不時囑咐我：“我死後，把我給黨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遺囑之後，她又寫下一封交辦自己身後具體事宜的字條，把如何處理她的遺物等事都委托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李琦、保健醫生張佐良、警衛秘書高振普、周總理的侄子周秉德和我六個人。對於這份有關身後事宜的具體囑托，我們把它稱為鄧大姐的第二份遺囑。這份“遺囑”沒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這樣的：
委托下列幾位同志辦的幾項事：
由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組成小組，請楊德中同志負責主持，趙煒同志協助。
關於我死後簡化處理，已報請中央批准外，對以下幾件事，由小組辦理：
一、在我患病無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及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
二、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
三、我和周恩來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應仍交公處理。周恩來同志和我歷來反對搞我們的故居；
四、所有圖書出版物，除由中辦發給恩來的大字理論和歷史書籍，仍退還原機關外，其他的交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的單位用；
五、我的文件，來往通訊，文書之類的文件，交中央文獻辦公（研究）室清理酌處；我和周恩來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獻辦公（研究）室存處；
六、有些遺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關單位使用；
七、我個人的遺物、服裝、雜件，交給分配合用的及身邊工作同志、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留念使用；
以上諸事，向委托辦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謝意！在以上範圍以外的其他物品統由小組同志議處。
鄧穎超
19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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