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1 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這樣的評價：“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頁。
［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3］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1頁。
［4］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29，第65－95頁；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號，第819頁。
［5］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王弄笙等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40頁；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翻譯組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頁。
［6］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頁；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34－535頁。
［7］逄先知執筆整理：《關於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頁。
［8］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563頁。
［1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8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册，第192、238、304頁。
［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册，第623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87頁。
［1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
［15］詳見沈志華：《對1948年蘇南衝突起因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頁；《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72－187頁。
［16］關於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中國的局勢，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報》。
［18］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頁；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3，оп。 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В。П。 БыллизаговорБери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особытиях1953г。 ／／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第47－72頁。這裡根據原文對譯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見НаумовВ。，СигачевЮ。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уги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 265－273．
［20］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代表中共出席通報會議的是高崗，但可惜至今沒有看到中方有關這次會議的任何史料。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頁。
［22］《內部參考》1956年2月28日第37號，第293－295頁。
［23］《內部參考》1956年3月13日第51號，第150－151頁。
［24］《內部參考》1956年4月18日第87號，第394－396頁。
［25］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оп。28，д。415，л。165、167．
［26］《內部參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號，第259頁。
［27］《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號，第1180－1182頁。
［2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1－92頁。
［29］詳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05－646頁。
［30］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589，л。173－179．
［3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2頁。
［32］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裡洛夫的談話，1956年10月31日，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頁。
［33］這種情況並非中共獨有，可以比較的是，蘇共1939年召開十八大，1952年召開十九大，相隔13年。
［34］《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0－91頁。
［35］《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89頁。
［36］《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頁。
［37］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檔案館，1／1－1／14，第6－10頁。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册，第108－125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