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在艱難創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我們的事業出現困難和危機的時刻，領導班子成員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成功合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中國共產黨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遇到過無數艱難險阻，但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核心的同舟共濟、互信互助下，中國革命總能够在危急關頭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特別是在紅軍長征的艱難時刻，更顯出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位偉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共渡難關對黨的事業成敗的至關重要。
長征前，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支持和維護
紅軍長征前，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是紅一方面軍的領導人。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上的才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
1932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要求中央蘇區的紅軍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澤東找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意見，認為以目前紅軍的力量不應打大城市，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周恩來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並致電中央說明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難。但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們堅持要紅軍攻打城市。結果紅軍打贛州久攻不克，只好撤回。周恩來派項英去請被王明一夥閑置在一邊的毛澤東。毛澤東在聽到“恩來同志請你下山”的口信時，不顧賀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勸告，冒著傾盆大雨匆匆下山了。
自此以後，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更加信任，也更注意發揮他的作用。 1932年3月30日，率紅軍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根據敵我情況作出一個正確判斷，他致電周恩來，提議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開創革命根據地新局面。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提議，並親自前往長汀，負責調動兵力，籌集給養，保障前線需要。4月，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紅軍取得了漳州大捷，殲敵約四個團，繳獲了大量物資。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沒有按照王明路線辦事，而多次聽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使臨時中央感到十分不滿。1932年10月上旬，中共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寧都會議。會上，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門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來負軍事全責。周恩來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1932年10月後，周恩來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1933年春，他和朱德指揮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在指揮紅軍轉戰南北，連連獲勝時，他仍思考著如何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問題，他一再致電臨時中央，力主恢復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他認為“毛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並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懇請中央再三考慮前方意見。在周恩來的堅持下，毛澤東終被恢復了軍中的職務。
1933年12月20日，王明一夥就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將周恩來、朱德調回後方，取消“前方總部”。廣昌戰役後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只是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周恩來曾經說,當時“李德成了總司令，我連參謀長都不如，只是一個參謀處長”。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在他們的錯誤指揮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大片根據地喪失，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
長征初期，周毛二人互相信任，互相配合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被迫離開中央蘇區，向湘鄂西地區轉移。紅軍這次反“圍剿”的失利主要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但他們不但沒有絲毫反省，而且繼續打擊毛澤東等人，不讓毛澤東隨軍行動。毛澤東堅持要與紅軍一起長征，周恩來在關鍵時刻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從而為一代偉人後來縱橫政壇、叱咤風雲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1934年12月18日，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闡述了他的改變行軍方向的主張，周恩來繼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而博古仍堅持按原計劃執行。會議經過爭論最終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揮師搶渡烏江，然後向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進軍。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告知沒參加會議的李德，李仍不同意,兩人吵得很厲害,引起了周恩來少有的震怒。據周恩來警衛員回憶,周恩來氣得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馬燈被震得跳起來，燈火都熄滅了，這才把一向自以為是的李德鎮住了。正是由於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正是周恩來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揮戈西指，不僅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極大地重振了士氣。
1935年1月，紅軍攻占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和大多數人都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積極擁護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中對毛澤東的複出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在黨內和軍內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遵義會議上正是因為他與“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鬥爭，積極支持毛澤東進入中央決策核心層，從而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創造了根本條件。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有過很高的評價，後來曾經對賀子珍說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長征後期，毛澤東成為紅軍最高領導人,周恩來積極輔助
遵義會議後，部隊剛一出發，就遇上敵人一個師盤踞的據點。大家討論怎麼辦，多數人主張打，毛澤東認為打了要吃虧，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但毛澤東相信周恩來會支持他的意見，半夜裡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要周恩來把進攻命令暫時壓一壓。周恩來果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再開會時，周恩來、毛澤東終於把大家說服了，避免了紅軍一次不必要的損失。
1935年6月，經過長途艱難跋涉，紅一方面軍在川北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下一步向何處去”再次成為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闡述了紅軍應立即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理由。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絕大部分中央領導人也都同意這個意見。
但是會後，張國燾仗著人多勢衆，一方面向中央施加壓力，伸手要權；一方面以種種借口，拖延北上。為顧全大局，團結張國燾北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商量，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在同年7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自8月上旬以來，周恩來積勞成疾，整日高燒不退，連續數日被擔架抬著行軍。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從此，毛澤東成為紅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會在陝西甘泉縣下寺灣召開，再次研究了常委分工問題。會議最後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恩來同時負責中央組織局的工作。
從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名副其實地居於核心和主導地位，周恩來則長期作為毛澤東的親密助手，數十年間與毛澤東肝膽相照，風雨同舟。歷史告訴我們，在艱難創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我們的事業出現困難和危機的時刻，領導班子成員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成功合作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