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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墜毀現場。如此破碎的機身怎麼判斷其中有無導彈擊中的痕跡呢？（且不論被蘇聯人竊走的那台發動機） |
再說康庭梓的另一個理由：“此時的潘景寅已無法計算出準確的油量消耗數據，也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為一個中國當時的頂尖飛行員，潘景寅的飛行技術和經驗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個檔次。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飛機出行，駕駛員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機組裡，康只能做副駕駛，而且還是第二副駕駛。以康的經驗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斷出256墜機時仍有2.5噸燃油，何論親自駕駛256飛機、經驗技術都高過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呢？這種明顯有違邏輯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懷疑康文背後有些什麼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實際中，256上的潘景寅憑自己的經驗和實際情況，應該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況。而不是像康文所說的那樣，把整個情況顛倒過來，顯得康庭梓比潘景寅還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實際情況，在正常情況下就不會冒險帶油迫降。康文記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經歷：“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飛時飛機左邊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邊沿清掃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後撑杆受損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況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盤旋，盡可能將機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時另一個沒有受傷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機身與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對這一事故處理的結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隨著飛機速度的逐漸減小，由於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機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發動機的螺旋槳觸地打壞，飛行員安然無恙，飛機經修復後繼續使用。”在這次經歷後，潘景寅又經過了近十年的飛行磨練，對於飛機迫降，尤其是三叉戟這種下置油箱飛機迫降更是沒有道理在燃油沒有耗盡的情況下就貿然實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會利用這僅剩的2.5噸燃油尋找最近的機場進行降落。儘管機上沒有領航員，但是使用儀表數據，根據飛行速度和飛行方向還是不難推斷出飛機的大概位置。何況林立果在9月10日通過周宇馳搞到了三北雷達布置圖，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機場位置圖、頻率表及呼號（913後，所有256上殘存的資料全被蘇聯搜走，孫一先說其中就有從北戴河到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利用手頭資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盡之前尋找就在附近幾十公里範圍內的溫都爾汗飛機場（中方大使館調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員就是在這個機場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膽地飛往約半個小時航程外的烏蘭巴托機場謀求安全著陸；按照256的剩油情況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沒有飛往溫都爾汗或者烏蘭巴托尋找機場，也沒有在最終迫降之前盡量用盡機上燃油（三叉戟沒有緊急放油設施），而是選擇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機翼內側油箱帶著2.5噸燃油以機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實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機翼的設計特點，機翼內側油箱與機腹幾乎是在一個平面上，以機腹擦地著陸，機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裡有剩油，這種在野外以機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幾乎可以說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卻不得不不採用這種近乎自殺的方式迫降，只能說256碰上了比這種迫降還要危險的事態：256已經失去了繼續飛行的能力！在仍然還有燃油的時候，256卻不能飛了，也就意味著256發生了重大變故，這已經不是主動迫降，這種迫降說穿了實際上是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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