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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中 毛澤東指揮作戰的三大失誤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1-28 09:29:57  


 
  失誤之一:

  訪問人:當您談了這些問題之後,就請您談談毛澤東是不是百戰百勝?有沒有失誤?我們想,這也是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姚傑:我主要搞解放戰爭史的研究,我就談談解放戰爭中的情況。

  據我看,總的來說,解放戰爭時期是毛澤東戰爭藝術進入巔峰狀態的時期,也是他軍事思想最成熟的階級。解放戰爭只用了四年多時間,就消滅敵人八百多萬,解放了全中國,這樣大的勝利,世界範圍內也少見。在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毛澤東的正確決策是分不開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那麼大的勝利。這是前提。必須肯定。然後我們再問,毛澤東在戰略決策上有失誤沒有?我們說,“失誤”並不等於“失敗”,整個解放戰爭,失敗的是蔣介石,不是毛澤東。據我看,有失誤,有不符合客觀實際之處,但是不多。

  第一個失誤是1946年初,對形勢是向戰爭還是向和平過渡的判斷上。從時間上來講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樣子,對以後的戰爭應該說產生了一些影響。當時的失誤不在於要不要和蔣介石談判。談判是正確的,只有通過談判,才能認清敵人、教育群衆、爭取暫時的和平,也才能贏得自己準備所需要的時間。問題是1946年1月13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戰協定後,對形勢估計太樂觀了,對和平肯定過多。據我看,毛澤東對蔣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誤出在對美帝國主義的判斷上。毛澤東在去重慶談判前,曾一再說到,如果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不能成功的話,美英蘇可能出來干涉,干涉後還可能出現和平。毛澤東過去直接同美國打交道並不太多,況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美英和蘇聯總體上還是合作的,因此,毛澤東覺得經過美英蘇三國的共同努力,以國際力量的壓力,是可以制止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我分析失誤主要在這方面。當然沒有什麼材料,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講過,這只是個人的分析。

  訪問人:認識上有這樣的失誤,表現在決策上就會出現問題。當時有哪些決策上的錯誤呢?

  姚傑:一是部隊復員多了些。1月,國共達成停戰,政治協商會議又通過了五項決議。1946年2月25日國共雙方達成了雙方軍隊整編方案,毛澤東認為和平希望較大。準備執行協定。3月6日他提出部隊分兩期復員,第一期復員1/3,第二期再復員1/3。當時我軍共有130多萬人,如經過兩期復員,就只剩下40多萬了。

  訪問人:有種說法,晉察冀區在解放戰爭時期不够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圖復員太多了。

  姚傑:晉察冀復員幾萬人,應該說與中央決定有關係。但軍區本身不能說毫無關係。中央的指示是面對全軍的,為什麼其它野戰軍沒有縮小,相反有的野戰軍還擴大了。

  訪問人:這個問題有點兒不太好理解,說是晉察冀很好地執行了中央指示,還是他沒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圖?

  姚傑:我看開始是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後來當形勢已經變化了,毛澤東發出了好多作戰指示,晉察冀轉彎子慢了一些,野戰軍沒有迅速恢復、擴大,所以打大同、集寧時,就兵力不够用。兵少,仗就很難打了,當然,大同、集寧沒有打好,其他原因還很多。

  訪問人:我們在想,毛澤東如果沒有那個復員的指示,就不會產生晉察冀這樣的後果了。

  姚傑:所以我們說他有失誤。但話說回來,毛澤東在復員問題上還是留了一手的。同樣在3月6日的指示裡,他還講到要很好地安排復員,把人員和武器放到農村裡,以備形勢萬一變化。3月以後,隨著蔣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澤東就提出要立足於打,用打來爭取和平。

  訪問人:是確有其事,還是一個傳說?

  姚傑:有電報說明確有這種考慮。

  訪問人:我記得好像毛澤東和赫爾利說過,搬到淮陰,不知那兒的氣候怎麼樣,習慣不習慣。

  姚傑:他還說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陰住著,淮陰離南京不太遠,在那裡工作起來也挺方便。毛澤東確實是有這種想法的。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實現“和平、民主、團結”是很樂觀的。

  訪問人:為什麼?

  姚傑:重慶談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開過兩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將來國民黨要搬到南京去,全國的中心會在南京,抗戰的兩個中心重慶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陰,也就是考慮,在國民黨恢復南京的統治中心地位後,中國*作為參政黨把機關設在淮陰是便於處理各種問題的。淮陰地處蘇北平原,如果從戰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會選中淮陰這個地方的。

  訪問人:這個搬遷計劃實施了嗎?

  姚傑:沒有。時間很短,形勢變化也很快。1946上2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還把重點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強調爭取和平,也強調道路是曲折的,要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前後不過兩個多月。還應該說明的是,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裡,也就是從1945年11月,因勞累過度生病開始休養,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復工作,以後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時間主要是劉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後有些責任算到劉少奇頭上。其實問題不在於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中共中央是集體領導。包括毛澤東在內,應該說對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也是共同的認識,有當時一定的歷史背景。所以,對當時決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認為同樣應該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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