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復曾在毛主席身邊擔任俄文翻譯多年，有幸親歷中蘇關系那一段段鮮爲人知的歷史。他最近發表在《中華兒女》雜志上的回憶錄，重拾起那片歷史的煙雲，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個精彩的故事。
第一次給主席當翻譯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邀請了世界上56個國家的共産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列席大會。當時我在全國總工會工作，被借調到大會秘書處，參加南斯拉夫共産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團團長維塞林諾夫是塞爾維亞人，他能用俄文交流。
9月23日，大會秘書處通知說，明天下午三點毛主席要接見南共代表團，讓我轉告客人。第一次有幸近距離見到毛主席，給他當翻譯。這樣的事情在那個年月，對于一個年輕翻譯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我既高興又感到緊張和不安。聽說他老人家鄉音極重，我能不能聽懂他的湖南話呢？他會同南斯拉夫客人談些什麽呢？碰到生僻的詞怎麽辦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一個又一個困擾著我，當天夜里幾乎一直沒合眼。
八大是在現在的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的，會見就安排在大禮堂東側的會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達會客室時，只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早已站在會客室門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著寬綽的淺灰色中山裝，脚穿圓頭的黃皮鞋，精神煥發，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紹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後，我正准備隨客人一起走進會客室，毛主常突然說， “翻譯同志，我們也握握手吧！”這對我來講實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緊緊地握著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態和親切的話語，立刻緩解了我的緊張情緒。這時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見，心里便稍稍踏實了一些，我知道他精通俄文，翻不出來的時候可以隨時向他請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從國際到國內，從歷史到現實，從中南關系到中蘇關系，還談到共産國際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主席談的許多內容我聞所未聞，再加上老人家濃重的湘音，我聽起來十分吃力，個別詞一下子很難找到對應的俄文。兩個小時翻譯下來，汗流浹背，渾身都濕透了。多虧了稼祥同志，他幾次用普通話重復主席講的話。當主席講“盲動主義”時，我猶豫著原想譯成 “冒險主義（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殼”了，便輕聲用俄文提醒說“ПУТчИЗМ”。他幫我一次次擺脫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給毛主席當翻澤的任務。
1957年1月，中辦成立翻譯組，由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領導，我擔任組長，另外兩位是朱瑞真和趙仲元。尚昆曾說，國務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聯絡部，中辦有個小外事機構，指的就是這個中辦翻譯組。蘇聯大使受蘇共中央委托的事情，既不找外交部，也不找中聯部，都由中辦主任楊尚昆親自處理。
翻譯組成立後，凡是有關中國同蘇聯和東歐國家關系問題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電報，特別是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接見外國使節、外賓、兄弟黨代表的談話記錄，尚昆同志都批給我們閱讀、學習，便于我們及時了解毛主席談話的內容和精神，了解毛主席對當前重大國內外問題的觀點，熟悉毛主席的習慣用語，讓我們能有所准備，在毛主席和外賓談話的時候能領會他的精神實質，能比較准確地翻譯。毛主席的秘書、中辦副主任田家英怕我們聽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話，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積累的毛主席常用詞、詞組和成語三大本匯編送給我們，匯編中的“跌跤子”、“摸著石頭過河”、“一窮二白”、“小局服從大局”、“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系”等等，我們至今仍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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