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毛主席參加1957年莫斯科會議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爲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並出席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1月2日，代表團乘蘇聯派來的圖104專機赴莫斯科。起飛不久，我到前艙向主席報告一些事項。主席坐在機艙右側書桌的後面，對面坐的是副委員長宋慶齡，彭德懷同志坐在左側的沙發床邊。我走到主席跟前，正要向他報告，主席問宋慶齡說：“你認識閻寶航同志嗎？”
宋慶齡說：“認識，很熟。”
“閻寶航是好人！”主席說著，指著我向宋慶齡介紹道，“他叫閻明復，是寶航同志的兒子，是俄文翻譯。”
這時，主席發現我站在彭總的前面，把彭總給擋住了，就對我說：“你這個人呀，怎麽把大元帥遮住了呀！”
我趕快站到一邊，向彭總道歉，彭總說：“哪有那麽多規矩呀！”
專機飛行兩個多小時後，在伊爾庫茨克稍作停留。伊爾庫茨克這年冬天來得早，已經下了一場雪。毛澤東驚奇地發現，機場附近有一片莊稼長得綠油油的。他便問地方領導人：這是什麽莊稼，現在還在開花？地方領導人回答說，這是“РОЖь（羅什）”，我們幾個翻譯都不知道這個詞，有的說是“大麥”，有的說是“蕎麥”，毛主席都一一否定了，說這個季節不可能長大麥、蕎麥。著名的漢學家費德林急忙走上前來說，這是做黑面包的一種麥子。毛主席聽了點了點頭。回到飛機上，我找出俄漢字典一查，原來“РОЖь”就是“黑麥”，于是帶著字典走到前艙，對毛主席說，字典里寫的是“黑麥”，剛才我們都翻譯錯了。毛主席聽了笑著點點頭。
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毛主席住在捷列姆諾伊宮，這里曾是沙皇的寢宮。代表團全體成員和工作人員都住在克里姆林宮。
我們剛安頓下來，忽然聽到有人說，毛主席來看我們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我們每個臥室門上都貼有名單。毛主席看到名單上“朱瑞真”三個字，便說，“這是個女孩子的名字呀”朱瑞真答說，“這是家里老人們起的名，可以改”。毛主席說： “不用改，就這樣叫也很好嘛。”
毛主席覺得給他准備的原沙皇用的臥室太大，想調換稍小的一間。毛主席對李越然說，“請你幫我辦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說。你去告訴蘇聯同志，說這間房子太大，請他們給調一下。你們搬上來，我下去住到你們那里，好不好？”李越然跑去報告楊尚昆主任。楊尚昆忙邀集幾位領導同志一起走進毛澤東寢室……毛澤東終于做出讓步，沒有再堅持搬家。
在蘇方人員的配合下，根據毛澤東的生活習慣重新布置了他的臥室：把原來的笨重鋼絲床撤掉，換上了一張寬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鴨絨枕頭之類的東西拿走，換上了從北京帶來的又長又寬的棉被和枕頭，把衛生間的坐式馬桶改成了蹲式馬桶，調整了床頭上的燈光等等。另外，蘇方還爲毛澤東在郊區安排了兩棟別墅，供他需要休息時備用。
蘇方對中國代表團的禮遇在蘇聯歷史上是空前的。赫魯曉夫執政初期因屢遭挫折，老子黨作風有所收斂。
“大躍進”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
爲了實現在莫斯科會議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時間內趕超英國”的目標，以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毛主席從莫斯科回來，連續召開了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在會上，他再次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並批評了周恩來、陳雲，說反冒進者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
在這兩次會議精神的影響下，一些地區和部門開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躍進”計劃。報刊上也開始出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躍進之類的新詞。4月中旬的一天，蘇聯使館二秘顧大壽突然打電話到中辦翻譯組，問最近中國報刊上出現的“大躍進”一詞，應該如何翻譯，把它譯成“БОЛьШОИ СКАчОК”，對否？他接著說，爲此事尤金大使批評了他。尤金認爲，經濟應當是有計劃、按比例、循序漸進發展的，不可能躍進，尤其不可能“大躍進”。中國領導同志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口號，一定是你們翻譯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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