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兩會前，元元和志願者團隊向人大代表提出建議：延長男性的陪產假，落實強制性產假。在她們看來，只有把男性的家庭付出成本提高，才能改善職場中的不公平現象，同時也能提升男性家庭育兒的責任感。
保障女性平等就業，這條路很長
有媒體曾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就業歧視”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發現，裁判年份2010年－2020年相關判決書及裁定書共152篇，而其中以就業歧視原因為判決理由的卻不到一半。
在某社交媒體上，一篇題為“被問何時生育，怎樣回答讓面試官滿意”的支招文章，被不少網友轉發收藏。面對貌似“無解”的現實問題，很多女性求職者只能選擇被動適應。
其實，推動平等就業的政策是更多了。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對女性就業方面的規定集中在保護婦女的平等權、公平就業權上。如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都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涉嫌就業性別歧視時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2019年2月，人社部、教育部等發布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門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其中要求，對用人單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發布含有性別歧視內容招聘信息的，依法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服務機構，將吊銷人力資源服務許可證。
但在楊保全看來，我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部十分完善的反就業性別歧視法。現在對就業性別歧視這一問題的規定過於概括，適用性不高，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女性遭遇性別歧視後如何舉報用人單位、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等問題，在我國法律中體現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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