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反應堆的蒸汽回路和汽輪機方面在研製時有什麼難點？
越總：一般的電廠，蒸汽回路中運行的是過熱蒸汽，而反應堆回路中運行的是飽和蒸汽。蒸汽回路對於我們來說，是有把握的。畢竟高溫高壓的東西我們以前也接觸過，化工廠的壓強是300個大氣壓，因此蒸汽回路的難度不如反應堆堆芯方面。
記者：如何確保核潛艇反應堆的安全？
越總：為了確保反應堆和潛艇的安全，核潛艇必須有一個核安全保證系統。萬一管子破了怎麼辦？需要應急冷卻系統。控制棒卡住了怎麼辦？需要有應急系統。為了確保安全，控制棒要有冗餘，我們要保證，有一組控制棒卡住的時候，其餘的控制棒仍然可以控制反應堆。
核潛艇和核電站的要求不一樣。比如大亞灣核電站，要求的是安全性和經濟性為主，而核潛艇要求的是安全性和戰鬥性為主。我們的核潛艇從服役到現在從未出過核事故。國外有人說，那是我們的核潛艇“跑得不多”，實際上我們的核潛艇服役到現在也30、40年了，跑得可不少，但從未出現過事故。在陸上模擬堆試驗時，我們就進行了連續長期的運行，後來在核潛艇試航時，我們也搞了同樣時間的水下潛航。當然我們的核潛艇不是環球潛航，美國的核潛艇長潛航都是環球航行，出了事可以就近找基地回來。我們沒有那麼完善的海外基地，所以是在自己的近海繞。我們的核潛艇服役以來，在所有出航訓練中，沒有一次是因為動力裝置故障而提前回來的。
記者：我們當時如何獲得國外原子能最新研究成果和資訊？
越總：反應堆、核潛艇，當時國內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搞，國外也剛開始，做得也不多。當時國際上有一個日內瓦原子能會議，我國當時無法派人參加日內瓦會議(直到1980年，我國的科學家才第一次出席這個會議)，但會議每次都會發表公開的論文，這些論文就是我們的重要資訊來源。這些資料對我們的作用並不是關鍵性的，但這是當時能夠獲取的唯一境外資訊。
日內瓦文獻要拿回國也不容易，我們的工作人員把這些文獻拍成縮微膠片帶回國。當時我們非常艱苦，沒有條件把這些縮微膠片沖印出來，幻燈機也很貴，都要花錢。我們就用放大鏡直接看這些膠片，再用紙和筆記錄下來，可費勁了。
記者：看來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在核潛艇的研製過程中，您還遇到過什麼困難？
趙總：參加核潛艇工程的同志裏，我33歲，是年紀最大的，其他同志，很多是剛畢業的，還有幾位哈軍工的老師，跟我差不多年紀。核潛艇項目上馬時，蘇聯留學的同志還沒有回來，我們就自己想辦法互教互學，不會就學，不懂就問。我們的辦法，是“用集體的力量來掌握全面”。就這樣，我們的集體在最短的時間裏成長起來了。那時候我們都有一股“原子彈精神”，艱苦奮鬥，不計較任何東西，以完成國家的尖端國防任務為光榮。
戰略上我們不怕困難，但每個環節都具體嚴謹，需要論證的就論證，需要做實驗的就去做，一步一個腳印。核潛艇項目從上馬到最後完成，我們中間沒有反復，沒有走錯路，只有不斷的改進。
1965年核潛艇重新上馬，我們把原設計草案的參數、要求重新整理好，在這個基礎上面，分析和聽取各地單位的回饋意見，重新審核了設計方案，工程也順利進入陸上模式堆的驗證階段。這時候，剛好是我國開始三線建設的時候。
1966年，我就帶著設計隊伍到四川了。在四川建設模式堆是個特殊情況，騎著驢進山，在還沒有基礎的山溝裏面搞模式堆。從配套設施到生活設施，包括吃飯、住宿的地方，都要從頭開始。從大城市一下走到落後農村裏，除了設計工作，上山打柴，挑水江米都要我們動手。住宿是最簡單的條件，我們找了一所鄉村小學，把大禮堂占了，就是我們的宿舍。
由於防空的需要，模式堆建在靠山的隱蔽地方，所有的建築單樓面積不能超過500平方米，“遠看像村莊，靠山隱蔽，傍水進洞”，當時我們的廠房都是一個個的平房，散在山溝裏，因為地勢低，環境非常潮濕。模式堆又是一場新的戰鬥，大家都很認真，任勞任怨。搞模式堆的時候，到了1970年的4、5月份，模式堆已經安裝得差不多了，進行調試，啟動。系統一次調試過關，順利進入下一階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