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土改蓄勢待發 土地流轉審慎前行
1、土地流轉大勢所趨 土地制度改革蓄勢待發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雖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但公報幷沒有具體提到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使用權（土地自由流轉）。10月12日，官方媒體公布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與土地有關的僅有兩句話：“健全嚴格規範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土地産出率”。這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暗示要土地自由流轉，以及官方媒體隨後的熱議所引發的土改期待，有著明顯的落差。三中全會公報不提土地流轉，可能是要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幷不意味著中共放弃以土地流轉爲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說：“要賦予農民更大的自主經營權，比如在現有土地承包關係長期穩定的基礎上，允許農民以轉包、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新加坡《聯合早報》）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幾乎每走出關鍵的一步，都是從農村開始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家的基礎，農民是國人的衣食父母。所以任何振興中國經濟的想法和行爲都必須從農民身上開始，從農村邁出第一步。改革措施不可能繞開農村而前進，而農村改革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土地問題。就目前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而言，最值得探究的問題便是“土地改革”。（意大利《歐聯時報》）
2、實施土地流轉不易 謹防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海外很多媒體把土地流轉解讀成爲土地私有化的開端，或者變相的土地私有化。中國有關方面馬上出來回應說明土地流轉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領域，在中國，一項政策從形成到執行，中間不可避免會有很多變數，甚至會有質的變化。政策的實際效果幷不取决于這項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實施過程中的多種因素。一項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實際執行過程也有可能變成私有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央政府實行“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當時也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則變成了惡性私有化。（泰國《世界日報》）
不管怎樣，對這樣一項具有長遠而深刻影響的政策，如果沒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變質，一項原意是賦權農民的政策會不知不覺地演變成爲一項道道地地的賦權資本的政策，意在讓農民受惠，實則對農民的大舉剝奪。
人們對這種演變的擔憂幷非毫無道理。政策還沒有正式開始，一些媒體就已經開始高調談論“土地和資本的結合”、“土地的資本化”、“農村資本時代的來臨”等等。別的不說，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表明資本對農村土地的虎視眈眈的一種狀態。而土地是農村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僅是農村穩定而且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土地問題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政治問題。土地流轉制度實施得好，可以推進農村的發展；實施得不好，就會成爲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3、推行應當審慎漸進 土地流轉不是改革“猛藥”
土地改革是中國“三農”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縮小城鄉及貧富差距、求取社會均衡發展的途徑之一。而中國當局的基本目標，是要在2020年使農村居民收入翻一番，幷且全部消除赤貧人口。這是一個具體而明確的目標。但以中國農村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弱，這又是一個充滿困難和挑戰的巨大工程。（韓國《東亞日報》）
儘管國內媒體形容說，這場改革給中國農村帶來的震撼，不亞于30年前的“包産到戶”，幷譽之爲中共建政後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但其確實面臨著諸多考驗。例如，“新土改”將使得土地收益轉向農民手中，現有的既得利益階層，如地方政府、鄉鎮幹部是否會以各種方式阻擾？“新土改”對各地農民而言得益程度會有不同，城鄉結合部的農民顯然將獲得較多土地級差收益，如何讓“新土改”使得全體農民獲益，而非産生新的鴻溝？因此，如何打響這場改革攻堅戰，在在考驗著中共高層的智慧和决心。（香港中評網）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會面臨閉關鎖國下中國開創新格局的需要，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會則適逢中國在全球化下迎接經濟危機的挑戰，中共兩度激活與發掘農村這個巨大潜能富礦，均有重建國民信心之意。唯今時農村改革之複雜與艱難程度均超過當年，國內國際形勢也遠較當年複雜。胡溫最終會爲中國的持續發展之路交出何種答卷，還得拭目以待。而可以預料的，是中共執政當局的“新土改”之策，將會是，也應該是審慎的、漸進的，幷非外界所說的是“一劑猛藥”。（美國《僑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