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一輪改革揭幕 三中全會布局未來
1、改革開放30周年 三中全會定調改革方向
10月9日至12日，于中國改革開放“而立”之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引起世界的格外關注，三農問題成爲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在發軔于安徽農村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又一輪農村改革大幕即將開啓，中國改革由此進入“深水區”。此次三中全會幷未囿于具體政策的制定與頒布，也不僅僅限于解决當下的問題與矛盾，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更遠的時點給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指明重大方向——這就是不同于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特色”之路。（廣東《南方都市報》）
中共中央全會通常是一年一度舉行，會議的决定即是未來一二年間的主要工作。正是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决定了改革開放起步走，由此開啓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于是，後來的歷届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這正是此次全會之所以廣受人們矚目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中評網）
2、再議農村發展改革 三中全會主題大有玄機
輿論普遍觀察到，此次中共中央全會的議題設置有些出人意料，甚至蘊涵“玄機”。因爲此次會議是在這樣四個背景下召開的：一是北京奧運和神七成功；二是一系列天灾人禍發生，特別是四川大地震；三是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四是國際金融風暴。按理說，不論是奧運的經驗推介，大地震後的沉重反思，還是改革開放的紀念總結，或是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都應提出一個總體要求，在推動改革開放上有深度表示，不是重新起步，就是要下大力氣解决重大問題。（日本《日本新華僑報》）
一般分析，中共領導層刻意打“農村牌”，選擇農村改革發展作爲三中全會主題，意圖也很明顯，將以農村作爲未來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方面30年前的改革由農村起步，再轉向城市改革，最後演繹成轟轟烈烈的市場經濟改革，30年後改革從農村再起步，是對過去改革的呼應。另一方面，如今改革的難度和成本越來越高，要選改革突破點更加困難，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時機似不成熟，而選擇農村改革，風險相對低而受惠面極廣。（日本《東方時報》）
如果說這裏有“玄機”，那就是現任中共領導層期望像鄧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家當年一樣，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再從農村發起“引爆”新一輪改革風潮，重在構建和諧社會。30年來，中國農民在享受到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的同時，也遇到了“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的結構性瓶頸，高速發展帶來了巨大隱患——東西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加大，城鄉二元壁壘嚴重，有人甚至認爲中國30年的大發展是以犧牲廣大農民利益爲代價的。這不僅違背中共“以人爲本”，建設小康社會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北京中國網）
3、意在破解“經濟謎局” 抗禦全球金融風暴侵襲
在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世界輿論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中國，對中共的十七届三中全會及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給予極大關注，期待中國當局能以“一劑猛藥”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冀望中國的發展能成爲世界經濟擺脫衰退的“强心針”。但從目前披露的消息看，中國更加强調的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其實，對當前世界性的問題與矛盾，中共采取了清醒務實的態度：一棵大樹能否抗禦風暴，在于樹幹是否結實，根系在土壤中是否深入；而中國能否在全球經濟風雲變幻中巍然不倒，在于社會大局是否穩定，在于“三農”這一根基是否堅實。
中國抵禦危機的未來之樹，看來種植在農村了——中國將啓動內需作爲保證經濟增速的新引擎，而中國超過七億的農民，正是拉動內需的主力軍。不過，農村的發展速度明顯滯後，“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村發展依然滯後，農民增收依然困難”。（泰國《星暹日報》）
破解此一“經濟謎局”，中共選擇了農村土地改革作爲突破口。改革重點在于允許農村自由買賣土地使用權（所謂的土地“流轉”），一方面改善農村的經濟發展，幷由此整治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弊端，長期而言是希望將其作爲中國抵擋全球金融風暴的經濟堤防。簡言之，土地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爲農民帶來利潤，提高收入，釋放他們的購買力，加大內需這個經濟引擎的馬力，維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目前，中國經濟的另外兩個主要引擎——出口與投資——已經出現動力不足的窘境。商務部數據顯示，FDI（外國直接投資）金額連續三個月下跌，9月更創下年內新低；中國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長21.9%，回落5.7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1.8%。此外，股市和樓市雙雙下挫也勢必打擊城鎮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信心。如果經濟三大引擎同時失速的情况發生，將對中國的經濟甚至社會及政治情勢造成嚴重的後果。（新加坡《聯合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