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蹈孫志剛案覆轍 制度吃人再顯猙獰
1、諶太林幷非冷血殺手 個人屈從體制之惡
應當注意到，諶太林幷非是飛揚跋扈之徒，自己也有一個讓人心酸的家庭：妻子手術後在家養病，不能勞動；兒子參與搶劫，一審被判13年；女兒逃婚離家，兩年無音訊……就是這樣一個年過半百的可憐的人，做下了這件令人髮指的事。還有一些細節同樣不容忽略，據檢察官稱，在决定“扔掉”這個病重乞丐之前，諶太林向主管民政的副鎮長請示過，還從鎮政府的職工灶房內拿出幾個饅頭，給流浪男子帶上，又從鎮衛生所找來一名女醫生對乞丐進行了心臟聽診，女醫生的檢查結果是“心臟沒問題”。然而，諶太林的良心沒有給他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那個罪惡的、明目張膽的處理流程。毫不誇張地說，人類歷史上大多數苦難都是在“個體無條件服從體制”的邏輯裏生根發芽的。（湖南《瀟湘晨報》）
在“圈子裏人”中人看來，諶太林的扔人不慎、“一鳴驚人”，完全只是一種偶然和意外罷了。至于他惹禍上身、背負罪名，想必也會得到他們相當程度的同情與理解。對檢察機關以涉嫌玩忽職守罪將諶太林進行刑拘,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按照刑法和犯罪理論,如果能够證明他明知這種後果而放任其發生,就是間接故意殺人罪;如果能够證明他應該認識到這種後果,因爲過于自信或疏忽而沒有認識到,就是過失殺人。按照事件的經過來看,諶太林很可能構成殺人罪。但現在却僅以涉嫌玩忽職守罪將其刑拘,且因其妻子生病、兒子搶劫、女兒逃婚等家庭困難而讓其取保候審,可見政府部門在對待“自己人”時是多麽的寬容。（北京中國法院網）
2、爲達目標可不擇手段 制度設計漏洞極大
爲了本地市容政績和衛生形象,鄰縣間竟然自私和惡劣到把乞丐當作垃圾一樣,扔來扔去互相推扔,以致有乞丐在遺弃中病死,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醜聞。聯想到一些地方政府，或承諾讓投資者子女考試加分，或給予大企業老總VIP門診待遇,在比拼媚富上無所不用其極。顯然，在所謂政績形象的片面追逐下,一些地方官員在厭弃又破又窮的乞丐上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媚富與驅窮常常是聯繫在一起的。（山西《山西晚報》）
而且，“以窮人爲耻”似乎是當前某些城市管理者心照不宣的“共識”,甚至是某些管理措施出臺的“動力”之一。譬如，因爲“以窮人爲耻”,在國道旁修“遮羞墻”等怪事不斷發生；因爲“以窮人爲耻”，一些城市打著改造市容、改善發展環境等種種旗號，對舊城區大行拆遷，却又給予被拆遷者極低的補償，使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因爲不以窮人爲本，不少城市新修建的公共設施越來越高檔，高票價使窮人與高檔公共設施無緣；一些城市“城管打小販”已不再是新聞。（北京新華網）
從衛生檢查到政績考核,我們的很多制度，都僅有“必須達到什麽標準”、“必須實現什麽目標”的目標考核規定,而毫無對公權力手段的約束,毫無對可能受害群體的保障,都是只要一個結果而不問過程和手段,有關官員不必在法律約束內實現目標，于是不擇手段的“互扔乞丐”就此橫空出世。（山西《山西晚報》）
如果沒有建立科學的社會管理機制，民衆對于官員的政績考核沒有多少話語權，對于官員的評價使用主要由上面說了算，那麽官員自然會養成只對上負責的習慣。只要能獲取上級的好評，多麽荒唐的事，他們也會做得出來。所以，扔乞丐行爲所反映的絕非是官員個人道德問題，那種僅把責任找在個人身上的認識是膚淺的。（北京光明網）
3、孫志剛悲劇再度上演 制度吃人死灰復燃
2003年3月，湖北省黃岡市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毒打致死，揭露了“收容遣返制度”的黑暗內幕，該制度于當年8月被《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所取代，新的救助制度突出地體現了人道主義價值，即受助人獲得救助的權利、人身自由權不受限制、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體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也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但我們遺憾地看到，孫志剛悲劇再度上演，一項好的制度幷沒能得到很好的貫徹，甚至，作爲政府民政部門和工作人員，帶頭侵犯受助者的權益，視救助對象爲最大的包袱，“弃之以敝履”，以至于不惜草菅人命。（湖南紅網）
執行流浪人員遣送任務的民政與公安，一個是“二政府”，一個是强力部門，對付無權無勢的流浪者輕而易舉。而被他們收容、遣送的對象，都是無根無據的浮萍，在一些管理者眼裏是渣滓，是螻蟻，可以隨處丟弃，可以隨時拈死。而流浪者的權利被侵犯後，又很難依法申張。正是這種權利的嚴重不對等，使得管理者有恃無恐，流浪者的生命被嚴重漠視。如果不是媒體關注，寧陝縣這位無名流浪者，會像塵埃、砂粒一樣消失。因此，從今天開始，我們的城市必須要重新審視那些非理性的政績觀和“面子工程”，我們的城市需要重新審視對弱勢群體救助體制的運行障礙，我們的城市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寬容愛心和悲憫情懷——决不讓類似的悲劇重演，也許就是這個悲劇帶給我們的全部意義。（浙江《錢江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