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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四年兩岸政治互信深化與政治議題談判的評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5-24 00:12:15  


 
  就鞏固與增進政治互信而言,從今年3月1日閉幕的中央對台工作會議,到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的談話,乃至王毅主任在兩岸關係研討會與〈求是〉所發表的重要主張,與胡錦濤總書記在〈吳胡會〉上所發表的對台政策談話,都可以清楚看出,北京對台政策係以鞏固與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為關鍵。在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既有基礎上,在增進政治互信上,則明確提出以逐步落實並體現兩岸同屬一中為判準。這個標準不僅是兩岸政治互動、相互定位的依據;也是兩岸在國際空間互動的前提要件;同時也是作為與開展兩岸經貿、文化、社會協商的最為重要基礎。

  面對北京在兩岸關係發展上以增進政治互信作為重要的判準,此一判準卻是台灣內部藍綠立場最為分歧與激化的關鍵議題。是以,吳伯雄榮譽主席在與胡錦濤會面時,提出以“一國兩區”的主張,可以說是希望以台灣的憲法與法律為本,一方面增進兩岸的政治互信互諒基礎,另一方面可以“求同存異”推進兩岸關係開展。過去四年兩岸在涉及政治議題上,係採取“擱置爭議”,並未處理與解決彼此爭議。未來四年,面對兩岸關係的互動,不論是經貿文化等議題的深化,或是可能涉及到兩岸的定位乃至國際空間等議題,有關兩岸定位的政治議題似乎難以迴避。因此,在兩岸政治歧見一時難以有效解決的困境上,如何“求同存異”殊值重要。所謂“求同”乃是指:依現行兩岸各自內部憲法與法律對於兩岸關係的規範,都係屬一個國家內部的特殊關係,而非國與國的國際關係。所謂“存異”乃是指:兩岸各自憲法與法律下對於國家的國旗國號國歌,與對於對方法律管轄下等內涵,仍然有著不同的表述。兩岸關係的發展,正是因為有著“求同”,才得以“存異”,面對政治歧見上的存異,雙方也應積極尋求未來可能的“化異”。

  馬英九面對的六大挑戰

  吾人認為,未來四年兩岸確實應積極增進政治互信,並以此為基礎為兩岸的經貿、社會、文化等民生議題創造更好要件,同時也為未來兩岸可能的政治議題、國際空間、軍事互信先行奠定基礎。政治互信的深化雖然不刻意迴敏感的政治議題,但絕非在主客觀條件未臻成熟的條件下,貿然進行政治談判或是簽署所謂的和平協議。未來四年,雖然馬總統已無連任壓力,但須考量下列諸項的嚴厲挑戰:

  第一,兩岸目前在政治上是擱置爭議,除非雙方能夠正視現實互不否認,並深化互信與同意歧見,否則一旦觸及主權與敏感政治議題恐將陷入僵局或談判破裂,而影響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氛圍。

  第二,美、日等國基於自身國家利益雖然對兩岸經貿交流正面看待(除非經貿交流溢出到政治軍事安全效應),但對兩岸的政治、軍事對話協商任何有走向促統的改變現狀仍然高度關注,一再表明有其自身立場。

  第三,台灣內部朝野在兩岸涉及政治議題上仍然嚴重對立,難有共識與交集可言。

  第四,兩岸經貿交流效益在全球金融海嘯與歐債浪潮襲及下,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似乎對兩岸和平與發展,其對個人薪資所得增長或是失業率下降,乃至貧富差距縮小等關切議題,尚未顯現出積極與顯著的效益。

  第五,多數台灣民眾只要想到兩岸政治談判,就自然聯想到“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原則與目標,也使得台灣民眾對於進行政治談判未如經貿民生議題的協商支持度高。

  第六,馬總統在競選連任時一再表明兩岸和平協議談判以台灣公投通過後為前提,以公投在台灣通過門檻之高,及兩岸互動中之敏感,未來四年內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都屬於高難度與不可能任務。

  事實上,未來四年兩岸不能簽署和平協議,並不意味兩岸和平的維護與推進不重要,恰好相反,凸顯兩岸和平發展的形塑與鞏固,與選擇正確的管道與方式推進非常重要。吾人一貫認為,在鞏固與深化兩岸的政治互信,除了應該秉持“求同存異”與“同意歧見”外,首先應將兩岸政治性的溝通與對話界定旨在:為深化兩岸經貿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奠定基礎;為增進兩岸人民具體福祉權益創造條件;為兩岸避免誤判預防危機發生與危機管理建立管道;為兩岸消除敵視對抗邁向和平互動打造基礎。其次,效法兩岸經貿互動交流的發展經驗,先由簡而繁,循序漸進,先求正常化再談制度化。再則,除了仰賴雙邊溝通與對話外,更應積極思索將操之在己部分先透過單邊作為展現善意,而對方也應積極抓住機遇以求形成兩岸良性互動,而不是動輒以自身可以作為籌碼,而向對方施壓,因為機遇總是在相互等待與疑慮中不斷流逝。最後,面對政治議題的對話,除了先極力落實兩岸經貿社會文化等交流的效益,讓兩岸民眾有感受益做為信心基礎,也可先由兩岸學者專家智庫學者進行廣泛私下研究與意見溝通,乃至共同研究,提供未來時機成熟時雙方協商對話互動的參考。

  面對未來,在520前夕,從今年三月的北京的“吳胡會”,到今年四月海南島博鰲的“吳李會”。吾人不難看出,現階段兩岸政治互信鞏固與深化的“必要性”;兩岸經貿民生議題協商的“迫切性”;與兩岸政治談判的“艱困性”。唯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未來四年除了要小心呵護避免和平發展格局生變外;也應進一步鞏固與深化此一格局,並避免操之過急的冒進思維與作為,以破壞和平發展此一得之不易的成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5月號,總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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