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包括兩岸具體的“軍事互信”，更包括兩岸廣泛的“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這一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兩岸關係特色，將不僅在最終建立的“機制”中得到表現，而且在“機制”的建立過程中就將得以表現，並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儘管現在台海局勢大為緩和，但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在台灣島內仍然是高度敏感問題，令執政者望而生畏，從而實際上難以開展。但相對而言，某些前述“安全互信”、“政治互信”措施，卻似乎具有一定可行性。例如，“共同救助海難”實際上就已經展開，進行了幾次聯合演習。這使人們受到啟發，即在廣泛的“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範疇中，總是可以發現具有可行性的項目而先行先試，從而帶動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建立。當然，兩岸執政者，特別是面臨質疑的台灣執政者的膽識、勇氣和智慧，是決定性的因素。
堅持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為“機制”的保障
已經建立的各個軍事互信機制，無例外地都包括了相應的監督、仲裁機制。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監督、仲裁幾乎全部由當事雙方之外的勢力實施，即監督、仲裁來自外部。唯一的例外是當年華約與北約建立的歐安機制中的監督、仲裁機制，不是來自外部。原因應該是，沒有外部力量能夠對華、北約，以及它們之間的糾紛實行監督、仲裁。可以預料，未來建立的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當然包括相應的監督、仲裁機制，但肯定不是由兩岸之外的任何勢力對之實施。這是兩岸關係的特點決定的，是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又一個重要的兩岸關係特色。
各種軍事互信機制中包括的監督、仲裁機制，有兩個方面的功能。其一，處理、協調由於違規行為引發的雙方糾紛，甚至衝突，以保證機制的正常、穩定運行；其二，防止機制被嚴重破壞，以避免機制的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未來建立的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需要包括監督、仲裁機制。幾乎所有已建立的軍事互信機制，都由當事方之外的勢力實施監督、仲裁，是由於這些機制，都是在外部勢力的參與、推動下建立的，很多情況下，外部的參與、推動甚至有決定性影響。但是，兩岸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建立，將只是兩岸共同努力的成果，沒有，也不可能允許兩岸之外的外部的參與。所以，未來建立的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中的監督、仲裁機制，將不會、也不允許由兩岸之外的勢力對之實施。對於大陸方面而言，決不允許、不接受外部勢力插手、干涉台灣問題，是1949年以來始終堅持的最基本原則。在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建立，及其監督、仲裁方面，將必然繼續堅定地堅持這一原則。至於台灣方面，雖然長時期以來一直希望美國插手、干涉兩岸關係，但實際上並不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