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二次再起不會搞“新殖民主義”
美國因恐懼莫須有的“中國威脅論”企圖拉攏第三世界聯合反抗中國。國務卿喜拉蕊在非洲訪問時處心積慮地指控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勾當。為了應付這種無謂攻擊，我認為中國須毫不保留地召示天下：中國第二次再起的另一重意義，即由於它在復興以前一百五十年飽受帝國主義（包括殖民主義）欺淩的痛苦經驗，深知國際上必須推行“正義”（社會正義）。這種經驗決定了中國在它再起時要在國際上爭取正義的堅定立場。這不是空談，可由一件往事預期這個立場的可靠性。在1944年中國參與起草未來的聯合國憲章時，草案的第二條第三款並沒有“正義”一詞。原來的條文是：“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後經中國政府指出國際爭端的解決可能是強權的旨義橫加諸於弱者的結果。似此不能照顧到“正義”的解決方案，一則不公允；二則不能保證它帶來永久的解決。這個信念是中國深受國際上沒有正義的痛苦體會而來。最後中國的建議被接納加入憲章定案的文字。所以現在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三款的全文終于在“和平與安全”之後加入了“正義”（justice)一詞。由這點可預期中國再起後，它所冀求的，不是霸權，而是世界正義(社會正義)的伸張，用以代替歷來國際間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沙文主義。這是西方篤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士無法理解與置信的。為了證實中國言行一致，有幾個最近的數據中國應該大肆喧嚷：
譬如:
(1)中國在2008-2010年間向第三世界的貸款，總數達1,100億美元，比世界銀行向第三世界的貸款總額還高。
(2)中國在2000-2009對非洲35個國家自動取消(饒恕)了312項債務，總數額達189億人民幣；這35個國家包括毫無資源可言的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譬如獅子山、津巴步威等。
(3)中國在2011年除了援助46個發展中的國家外，還向國際貨幣基金(IMF)捐出了500億美元，指明是交由IMF為了援助落後國家所用，無論它們對中國是否有資源提供。
(4)中國還斥巨資幫助落後國家建造它們的基礎建設(譬如鐵路、公路、橋樑等)；並且投資與免費教導諸如蘇丹一類國家如何開採它們的天然資源並銷售到國際市場，等等。
中國作了這麼多的扶貧濟弱的善事，均足證實中國再度興起，不是搞“新殖民主義”，而是一個推進社會正義的積極力量。何況這對現存工業發達國家（包括美國）也有實質貢獻。譬如蘇丹這類有資源而不知如何開採的國家，一旦由中國投資並免費教導它們如何開採資源並推銷到國際市場，等於是對那需要這些資源的工業國家提供了看不見的服務。中國大肆對國際上如此明確宣告它自己推行社會正義已作的努力，也是我所謂“以攻代守”來反擊“中國威脅論”的辦法之一。
須警惕美國在中國鄰邦以“中國威脅論”挑撥離間
美國國務卿喜拉蕊於2010年7月代表美國以東協國(東盟)十個“對話夥伴”之一的身份參加了東協國的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在河內召開的年會。她趁這個機會毫不含混地影射中國對東南亞的威脅，而且表示美國願意扮演調停的角色。雖然她僅說美國的興趣（利益）只在維護公海航行自由權，但她的話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是無可否認的。這可以從比較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在她說話後一年對南海與中國的強悍表現明晰看出。譬如越南的副國防部長在2010年8月訪問北京時曾特別聲明越南絕對（請注意他說的是“絕對”）不會與美國結盟來反中。而且期望中國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在東南亞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可說是代表亞太地區國家一般的看法。可是到了第二年（2011）則大有改變。除了越南在6月9日南海撞船事件對中國前所未有的兇狠態度以外，還有6月12日在首都河內再次舉行二周以來的反華示威；並有數百人在胡志明市的中國領事館附近舉行了類似的抗議。接著在6月13日晚越南海軍在海翁島水域舉行了九小時的實彈軍演。同時越南國防部長對外證實越南向俄羅斯購買6艘636型“基洛”級（Kilo class）柴電潛艇，等等。另外，菲律賓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批准國家在紐約6月13-17日的第21次會議，發言時暗示中國(在南海)不遵循現代國際法的規定；而且把南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並舉行雙邊聯合軍事演習。
澳大利亞對美中的態度在2011年也有很大的轉變。猶憶在2009年三月國務卿喜拉蕊訪問澳大利亞時，該國的外長公開表示澳大利亞不準備與美國連手對付中國。可是在2011年11月美總統奧巴馬在訪問澳洲時，宣佈與該國達成美國派遣2,500海戰隊員駐紮澳大利亞的協議。
這以上東南亞與澳洲的種種改變，都是由於美國假“中國威脅論”恐嚇、離間成功而來。
如何應對與反制美國離間中國鄰邦之企圖
對以上美國離間的效果，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必須拿出勇氣與決心來應付。
首先我們要拆穿美國宣稱它的興趣(利益)只在保持公海航行權、而不是孤立與打擊中國。我們須正告美國縱使在南海爭執未解決以前，美國絕對沒有任何理由懷疑中國會剝奪美國（或任何他國）在南海的航行權。第一，中國與其他主體(包括台灣)有關南海之爭，是主權的問題。和航行權毫無關係。第二，美國絕不可僅拿2001年4月1日中美在海南島附近海域(中國的專屬經濟區)的撞機事件來概括咬定中國不尊重他國有航海自由權。我們須慎重解釋有兩大點美國必須認識：
第一，現代國際法雖然規定各國船隻與飛機在公海與通過他國海峽與領海(以及專屬經濟區)時享有航行權，但它也規定必須符合以下三條件：(1)使用必須和平；(2)必須是“無邪通過”(innocent passage)；(3)必須“適當照顧”(show due regard)到海岸國的權益。
第二，中國2001年之反對美國EP-3E偵察機飛入中國的專屬經濟區，是因為美國這架飛機是在對中國(海岸國)執行偵探任務，它既不符合“和平使用”的要求，又非“無邪通過”；更沒有“適當照顧”到中國的權益。所以，美國（或任何國）都不應將那次撞機事件解釋成中國不尊重別國的航行權。因此，南海儘管有爭執，那是主權的爭執。無論中國對南海主權的立場如何，並不表示中國不尊重別國（包括外來國家）在南海的航行權。如中國如此慎重宣告，則美國既無理由擔心它的航海（航空）權被中國剝奪；也無法以這個藉口來離間中國的鄰邦。
其他繳械“中國威脅論”的辦法與作風
因篇幅關係，在很多可以淡化並繳械“中國威脅論”的辦法與作風中，我只想提出兩個例子：一個是做法，一個是作風。
第一，中國必須提醒美國（與全世界）如果中國真的要與美國爭霸，那麼一定會大力發展軍備；中國的國防預算一定會很高。可是事實上，中國的國防預算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美國花在國防預算的經費，佔全世界所有軍費總和的42.8%;中國則只佔7.5%；以GDP的百分比計算，美國的軍費佔其GDP的4.7%；中國的軍費只佔GDP的2.25%。雖然這些數據在美國與其他外國智庫的統計(譬如英國的The Military Balance,瑞典的SRPRI)均能找到，但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是中國的計算方式與美國大有不同。譬如中國沿用了前蘇聯的制度，把軍隊的勤務員、護士、運輸員等在美國算是非戰鬥人員的開支，統統列入常規國防預算。所以，如果把這部份剔開，中國真正花在純軍事的開銷，在比率上較美國更少了。因此，中國應該把這些事實(包括以上的中美軍費的懸殊，以及中國的計算方法與美國不同)明確公佈於世。這種做法，不能看作洩露國家機密。而應當看作是淡化“中國威脅論”的做法，甚至是對它“繳械”的武器。
第二，中國應該避免任何足以被美國檢來用作“證明”中國解放軍“蠢動”(assertive)與“挑舋”(provocative)作風的口實。
結束語
以上所談有關中國不是第一次“崛起”以及如何對付
“中國威脅論”各節，取材自本人寫就第21本(英文)書籍的最後兩章。該書全名為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 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暫譯“中國第二次再起：詭秘、困惑、悖論、與對[西方]理論的挑戰”)。全書的用意是要暴露西方對中國瞭解中的詭秘、困惑以及悖論；並強調中國之再興以其說是對世界秩序的威脅，不如說是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威脅。將於2012年4月由星加坡的〈世界科學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出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2月號，總第1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