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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韜光養晦”與“中國威脅論”的應對之道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3-05 00:30:59  


中國軍人是和平使者,而非侵略者。
 
  “中國威脅論”的來由與發展

  在國際政治學科中最具影響力的,迄今仍屬實力派(realist)的立論與教誨。在學術界如此,而在政府專司外交的專家,也不例外。簡言之,按照實力派的學說,(1)國際安全的威脅,莫過於來自未被均衡抵制的強權。由此引出第(2)點,即任何新興強權(國家)均構成國際安全的威脅。實力派理論的基礎,是國際社會自十七世紀形成以來的瀝瀝實例,譬如:

  (1)得工業革命之先機而崛起的英國----建立了一個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國;

  (2)拿破崙的法國,繼1789大革命之後民族主義高漲而崛起,帶來歐洲20年的爭戰(1796-1815);

  (3)明治維新以後而抬頭的日本--給中國與亞洲帶來兩次侵略(1894的甲午戰爭,以及1921-1945侵華與席捲東南亞的暴行;珍珠港事變後並將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

  (4)日爾曼民族統一以後的德國--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及1939-1945);

  (5)斯達林捏造出來的蘇聯,給世界帶來了40多年的冷戰(1947-1990);

  (6)二戰後的美國--成為自我冊封的“世界員警”之外,還趁蘇聯崩潰的1989年底在沒有另一超強國牽制下,老佈什總統傳令美軍入侵主權國家巴拿馬、將其總統諾日野尬(Noriega)俘虜回美國受審,並判108年徒刑;另在小佈什總統任內美軍先後於2002與2003年攻襲阿富汗與伊拉克,等等。

  這些實例一再之發生證明了:一個強權在沒有均衡與有效牽制的狀況下,一概會成為侵略者、或是為所欲為的霸權。有了這些實例為證,難怪篤信實力派的學者與決策人士會堅信中國的“崛起”將給世界秩序帶來新的威脅。是以“中國威脅論”不脛而走。

  其實“中國威脅論”的由來,可追溯自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美國認為它是斯達林共產帝國之延伸,故必須防範圍堵,拒絕給予外交承認以及聯合國的席次;並企求用外交孤立達到“加速中共政權結束”之目的(國務卿杜勒斯之豪語)。而在美國正尋找更有效制衡蘇聯辦法之際,中蘇發生了1969珍寶島之役,遂令美國決策人終於相信了中蘇交惡不是騙美國而演的雙簧。尼克森總統決定拉攏敵人的敵人以對付自己的敵人。乃有他1972到中國的破冰之旅,奠定了中國在美國對抗蘇聯鬥爭中具有戰略價值(簡稱“中國卡”)之肇始。可是在1990以後,由於蘇聯崩潰瓦解,“中國卡”之意義旋即消失。1996年春由於台灣海峽危機,美國在國會授意下決定派遣兩艘航母戰鬥群駛往台灣海峽以示對台灣聲援。未想到當第一艘<獨立>號先抵達台灣海峽時,幾乎引起與中國海軍一場熱戰。虧得美方懸崖勒馬立即撤退,方避免了一次無謂的中美大戰。

  雖然這次事件促使了克林頓總統次年在就職連任後宣佈美國將對中國進行“全面接觸”之政策,但媒體與國會右翼對中國“威脅”的反彈,甚囂塵上。華盛頓的“藍隊”(Blue Team,包括若干國會議員、他們的助理、退休的情報官員、智庫、保守專欄作家、以及少數學者等),開始製造反華輿論。向來保守的《華盛頓時報》一位記者格爾茨(Bill Gertz)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攻擊克林頓總統媚華政策出賣了美國的國家安全。他在次年出版的第二本書,更乾脆命題為《正視中國威脅》(The China Threat)。此書在論調上,響應了另外一本在1997出版的書。那是由一位美國記者(Richrd Bernstein)與一位加拿大記者(Ross Munro)合寫的;書名很露骨地叫《擺在面前的〔美國與中國〕的衝突》。他們並援引了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文明衝突》經典作的論點,認為中國和歐洲以及日本都不一樣;因為中國與美國間的衝突是由於文化(文明)上的基本不相容。

  另外,1998年曾發生美國司法部莫須有地控訴華裔李文和在其任職的洛杉磯阿拉莫斯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盜竊國家核武機密一案。引起國會考克思委員會提出指控中國在美安插偷竊核武秘密偵探之報告。一時造成風聲鶴淚反華情緒。

  在進入21世紀後,“中國威脅論”除了以前地緣政治上的意義(即造成傳統國防安全上的威脅)以外,更加上了一層地緣經濟的涵義。這與中國自1979以來的快速成長有關。世界銀行一項報告,估計中國於2050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另外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認為早在那以前30年(即2020)中國的GDP已將是世界之最。直屬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國家情報委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5年擬就了一份預測2020的報告;據稱是根據在全球五大洲30個國家訪問了1,000個民間專家而得來的結論,稱在2020年中國與印度將成為世界“主要強權”(Major Powers)。雖對印度輕描淡寫,但對中國則強調它在2020的GDP將超越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除美國以外)。華爾街的高盛投資公司也同意如此觀點,唯將其日期再推前到2017年。一時大家矚目的問題是:既然如此,中國會不會構成一個地緣經濟的威脅。美國國會研究室(CRS)2007的一項報告,對此作了答覆。該報告開宗明義就宣稱“中國在短短28年內已成為一主要經濟大國……可望在十年以後將躋身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該報告用其素來中性措辭對中國會否構成地緣經濟的威脅,作了以下克制婉轉的評語:“有人憂慮中國將於數年內替代美國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大的貿易國;再於20年後擁有世界上第一大的經濟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崛起就是美國相對的沒落”。

  在這份CRS報導提出的前兩年(2005),〈中國海外石油公司〉與美國第八大的石油公司(名UNOCAL)達到初步協議,中方願以美金185億收購美方公司。孰料最後美國國會以國家安全為由加以反對,逼使中方退出。紐約時報當時(2005年8月4日)社論的反應是:“這次是國會討伐中國大將(China-bashers)的勝利。但這個勝利只是將中國由一個新興的超強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敵國……但是,並不表示美國國會可以阻擋中國走向伊朗、蘇丹、甚至緬甸等其他的石油資源”。相反地,那份CRS2007的報告,等於為國會該次舉動作了一個打圓場的腳註;因為中國之“崛起”,對美國經濟安全將造成地緣經濟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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