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另一種看法是，即使“泛民”將來壓倒性勝選，受現實政治經濟條件鉗制，也難以“翻天”，為所欲為，最後還是逃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大可放心。
（4）激情對“激情”，有人說，未來日子，如果“泛民”再次夥同“雙學”激進分子，逢時過節，“叫囂糾纏”不已，立法會內，事無大小，」拉布」扯皮先行。最好應對辦法是，快刀斬亂麻，釜底抽薪，推倒重來，為創造一個強勢政府，重新設計嶄新威權政體，一了百了。
（5）有人擔心，風風火火，重拳出擊，很可能造成1989事件在特區重演，外資急流勇退，香港不再是“香噴噴”的國際金融中心，致使當年美國“財富「雜誌的「香港之死”預言成真了。
（6）有人回應說，1989事件後，緊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不出三年，大陸就如鳳凰浴火重生，愈發飛黃騰達。反觀今日香港，經濟根基遠勝當年內地，撥亂返治之舉，雖必引發國際輿論紛紛，但大可不必自困於“投鼠忌器”的惡性循環，因為政治社會秩序重拾正軌，復歸穩定之後，特區背靠偌大祖國市場，對外吸引力肯定百倍加強也。
（7）最後，比較正統和保守的看法是，北京肯定會堅持“一國兩制”，繼續依“基本法”辦事。明知“佔中牽涉美英勢力，擬借香港搞亂內地大陸，唯恐天下不亂”，但是泱泱神州，在“大國關係”全球戰略之下，穩若泰山，或視“佔中”為“茶杯裡風波”，無畏不忌，著眼長期穩定發展。
“滿城戾氣”暴露管理體制的先天缺陷
其次，香港彈丸之地，報章林立，親中、反共、中立，以及專注花邊小道、黑黃賭殺縱火，聳人聽聞，唯利是圖者，蔚為奇觀。各份報章強弱不等，互為消長。而近年來，對“逢中必反”（前特首董建華先生語）的報道與輿論更趨炙熱，“滿城戾氣”（也是董先生的話）亦與有緣。
先說“滿城戾氣”。三幾年前先後偶遇幾位海外應聘來港履新的“專業優才”，齊聲抱怨，抵港不到半載，報章電視所見，盡屬負面消息；驚見老少婦孺，公爺婆奶，在不同政客（包括建制派）引領開路、呼喚口號之下，七嘴八舌，向政府要這個要那個，不一而足；彼等優才，都說跑偏各國碼頭，此情此景，誠屬世界罕見也。這也正值在CEPA框架之下，大陸對港實質優惠政策措施源源而來，不知為何“戾氣遍野”，無日或無，費解。
其時也，董特首也自詡回歸以來，港人日日上街遊行，充分自由，完全印證了“一國兩制”，貨真價實也。
有人認為，市民追求福利，人之常情，不可非議；執政當局權衡輕重緩急，籌畫預算撥款，難以面面俱全，也是各國各地政府，日常所見，不足為奇。但也有人將這種“得寸進尺”貪婪現象，歸咎於香港人“不願執輸”和“不斷尋租”，甚或“不務正業，伸手要錢”的特有心態，難矣哉。
最嚴重的是，有人從中管窺特區沿襲回歸前的“行政主導”設計，政府徒具“主導”虛名，港英時代“實權”，付諸闕如。此一先天性缺陷，潛質上促使“立法議員”為了爭取選票，渾身解數，投市民所好，競先成為“反對派”。因此，有論者設想可否效法西方國家，由選票過半數政黨組閣執政，或由志同道合的大小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在“建制”與“泛民”水火不容、對大陸政權毫無政策性公約數之下，從何談起。
“逢中必反”輿論危及“一國兩制”
第三，有人說，“泛民”一早便以“民主拒共”或“民主抗共”為政策根基，而不少港人恐共、反共，以至於近年的仇共、妒共，其心態錯綜複雜，相輔相成。兩年前的“反國民教育”示威遊行，可說一脈相承。這也令人想起匪夷所思的少數無賴，高舉港英旗幟、、驅趕“蝗蟲（大陸遊客）”這種令人髮指的卑劣行徑。
這次曠日持久的“佔中”運動，對“民主自由”和“真普選”不懈訴求，更是直接針對北京的政權而發。火上加油，不少大小報章又對國內一系列不大不小的“人權案件”，以及薄熙來、尤其是周永康貪腐巨案的大事渲染，更令一般港人對大陸印象“烏煙瘴氣”。記得“佔中”期間，便有某人，藉有關朝鮮新聞，指桑駡槐，在電視新聞報道中大聲疾呼，說港人“如不力爭真普選，今天的朝鮮便是明日的香港”云爾。
一言以蔽之，面對“逢中必反”的政治炒作與傳媒輿論積壓難返，港府與“保皇建制”，返天無術！“二十三條”立法，又久成禁忌，談虎色變，難矣哉！
有人憤然說，港府人才濟濟，獨缺“李光耀”也，以致“養奸遺患”矣。何不急起直追，效法新加波政府掌控媒體手段，不屑顧全國際輿論“蜚言流語”，治國穩定為要。李光耀用的不是訴諸權威的“公關”策略，而是威權的直接“封殺”，不留餘地。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何以如法炮製，難矣哉！
“反共情結”植根於港英“奴化教育”乎
第四，有人也將“逢中必反”和“反共情結”掛鉤，歸咎於港英遺留的“孤臣孽子”和長期以來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因此，不宜“操之過急”，必須“和風細雨”，慢慢“解毒”。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並提醒反觀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和“關懷祖國，放眼世界”學運，當年本地各大專院校學子慷慨激昂，美歐各國留學生也都踴躍上街，不為人後，何解？難道必須等到民族存亡之秋，才能認同自己的炎黃血緣嗎？
有人也指出，今日香港社會各界所見，不少領袖群倫、高居要位的“佼佼者也”，不也都是出生於“保釣”和“關祖”的熱血青年？而且遲至香港回歸前夕，還有不屈不撓，最終壯烈犧牲、魂斷釣魚台海疆的陳毓祥。陳氏也是當年的學聯領袖，就如這次“佔中”的周永康和岑敖暉同學。而“保釣”期間，恰值大陸“四人幫”風華正茂，假毛澤東之名，專橫獨斷，統馭輿論，令全國媒介毫無透氣空間。何獨當今香港年輕人，無視改革開放後，轉眼間，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不說各類報刊雜誌出版，如雨後春筍，至少列強不敢再將中華民族視若等閒。港人對此不引以為傲，反而對北京政權諸多詬病，何解？有人簡單一句，曰，“時代變也”，但就是說不出道理，費解！
談到“四人幫”，有論者借題發揮，說今日香港，也見某名某性、網上廣為流傳的“四人幫”，或明或暗地操控政教方面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遂。又說，牽涉到根深蒂固的神教問題，這恐怕比文革期間“爹親娘親，不比毛主席親”的信仰，有過之而無不及。又說，兩年前的“反國民教育”意識形態便頗具“神教”底蘊，雖比不上“文革四人幫”日夜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然“說教姿態”，呼之欲出也。
反觀今日中國大陸，雖然還談不上西方式的“宗教自由”，但“十字架”遍地開花，有目共睹。無論如何，中港兩地趨同屬實，或有異議，大家應謀相容並蓄，“以和為貴”，那才是真正“造福人群”。
宗教信仰偏激不知何以對矣
第五，談到宗教問題，也令人不禁然想起回歸後不久，在中環某高級食肆的一個飯局上，某政府高官（也是一位知名的虔誠教徒）所說的一句話，“香港經濟萎靡不振，全因為董建華篤信佛教（而不改邪歸正）之故，與亞洲金融危機豪無關係”。此語叮噹入耳，猶如昨日，揮之不去。所幸也有許多篤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相識知名經濟專家學者友好，對董特首“信佛的經濟惡果”之說，深不以為然，一笑置之也。那位高官的說法，令人咋舌之餘，也深深領悟到，何以猶教與穆教尚屬兄弟，而中東千百年來鬩牆之亂，無日或休。有人說，此也屬上天旨意也。證諸近親教友，亦說舊約聖經中對此有跡可循；聞之心寒，尚何言哉。所幸“佔中三子”與“雙學”憤青，最後還是偃旗息鼓，港人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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