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啟昌：回歸不等於“一國兩制”成功
造成這次運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負責，因為1997年回歸後，中央政府就認為任務成功了，把所有的事交給特區政府就好了。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順利回歸與成功實現“一國兩制”完全是兩回事》就是談論這個問題。
面對香港回歸，中央政府有沒有認真分析長期在港英管制下的公務員與中高層知識分子的心態？他們的心態是很複雜的。現在替很多人爭取更多民主應該是好事，但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們，原因就在於拿到更多民主的前提，需要港人付出什麼代價？當初英國人管制香港時候，知道香港絕沒有獨立可能，因為單單是水源就可以把香港控制住。但是，下一代對這些都不瞭解，就是香港對宗主國已由英國變回中國這個重大改變亦不懂。但可惜的是，政府錯過最佳時機去教育年青人適應過渡。當時所有人都以為“一國兩制”真的50年不變，尚以為是同一個政府的延續，因而對特區政府和首任特首亦產生錯誤及不符實況的期望。
《基本法》是通過幾年的縝密討論和公開的步驟制定出來的，民主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通過《基本法》賦予的，是特區政府開放評議政府言議及放寬壓制反對政府行動的。我們的法制是延續英美法系，因此讓部份佔領人士到警署錄口供，三天都可能錄不到。
1997年中央不動一兵一卒收回了香港，全世界都讚揚，但很多人認為這就是大功告成了，這就錯了，因為特區政府的人根本不清楚中英是如何過渡權力的，也不知道“一國兩制”為何物，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無法推動。
需讓香港年輕人認識正確的正面史實
香港對中國的印象是一時升一時降，升的時候是北京舉辦奧運會的時候，奧運總金牌數甚至超過了美國，令港人的民族意識高漲，因此，我建議把央視五台和央視九台在香港免費播出。有關中國的正面事實，要多讓港人瞭解，例如著名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做了一個以44個國家為對象的民意調查，而中國人民是對國內情況最滿意的，達87%；至於美國則只有33%人民認為是滿意。
但不管怎麼說，這幫年輕人沒有去過紙醉金迷的生活，而是關注時事，為了香港社會而走上街頭，我認為這是積極的，是一件好事情，是可以進行誘導、撥亂反正的，因為他們只是被嚴重誤導，我不同意馬上否定他們。
我從事教育幾十年，很瞭解年輕人的心態，他們被很多專業的人誤導，對此我寫了一篇文章想給他們看，但我相信他們是不會看的，因此我想就在這裡說出來：
首先，香港人有偉大的愛國傳統，在這方面我做過很多研究，在歷史上每個重要的時刻，香港人都投身愛國的事業。在李嘉誠、邵逸夫之前，有眾多的人向內地捐錢，甚至有些人傾家蕩產地捐。而在抗日期間，在關鍵時刻港人更是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因此從過往的歷史來看，香港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來。我建議多舉行一些有關香港華人在歷史上的愛國情懷的展覽，所謂潛移默化，令年輕人認識正確的正面史實。
第二，最難做解釋實情工作的是三、四十歲的中學教師，因為他們成長的自由本身很少，在港英管治下他們是無自由去批評港英政策；不用說是無法進行示威行動，更沒有民主。而在八十年代以後特別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才拋出盡快推行民主的方案，令未來特區政府難於管治。這些，鄧小平都是知道的，因此在《基本法》裡規定立法會是不能彈劾特首，所以那些議員只有通過“拉布”和“圍攻”來進行阻撓，這樣的結果就是解散議會，但要看特首什麼時候行使這樣的權力。香港唯一嚴重的傷口是“第23條”立法過不了，而澳門就已經過了。
但是，我相信習近平主席是非常理性的人，當有形勢是特區政府無法處理的時候，那時候習主席是知道怎麼處理的。
劉智鵬：施政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導致一些困局
香港目前的困局也可以從遠因來講。我們當年覺得回歸了，順利過渡了，大家都放心了。特區政府沒有逐個司、局去檢查，沒有看看以前政府部門做的事情回歸之後是否也可以照做不改。事實上十多年來沒有太多人提到施政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大家馬照跑、舞照跳，其實有些事情做錯了也不知道。
就以房屋政策為例。公共房屋是怎麼發展出來的？最初是因為香港沒有公共房屋政策，新移居來港的人住在山邊木屋，環境的確不好，於是政府就建公共房屋給他們。問題是當年推公共房屋的時候並並沒有設定一個退場政策，公屋居民進去的多，退出的少，公屋資源無法有效循環利用，於是公共房屋只能越建越多。問題是，香港可供發展的土地卻越來越少。我剛剛講過，香港已經有一半的土地不能發展，這些土地之中某些比例本來可以拿來建公屋，但現在要拿地出來就非常困難。
另一方面，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習慣自己住，不想和家裡人一起住，因此想找個自己的居所，但我們的物業市場並沒有這麼多單位供應。於是一方面年輕人埋怨樓價太貴，沒法置業；另一方面又有些年輕人乾脆去申請公屋，令公屋供應更形不足。這是近年香港房屋問題的其中一個病徵。
鄭赤琰：年輕人改變選民結構
“佔中”後，80後90後這些人的心態，不是要等著你來改變，而是衝擊你逼你去改變，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話，香港會面臨很嚴重的問題。現在香港人一過18歲就能投票，以5%計，起碼一年有四萬人左右，這些人會影響前一輩及其家人，這一來香港的選舉就會出現很大的選民結構改變，反對政府的選民會越來越多。
台灣可以給香港用來借鑒。台灣自從陳水扁執政八年後，就有公民組織專門針對年輕人，它們的規模不斷擴大。就台獨來講，陳水扁上台時只有8%，下台時達到38%，現在則是45%。香港組織的也一樣，經過這麼多年的示威，它們的作用不止表達不滿，而是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每一年都有各種活動，17年來不斷地深化公民組織，例如反國民教育便出現了兩大公民組織，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去面對，而不是可以選擇不去面對。
香港政府有電台，很多私立電台和電視台，很多香港記者在大學培養出來，他們對新聞自由的理念完全不受老闆管理，他們有百分百新聞自由採編權力，完全不受老闆過問。香港某些媒體，例如《明報》和《蘋果日報》，一面倒的政治偏向，早已失去公正報道的立場，不少學者已不接受其採訪，因為他們往往把學者的意思歪曲了。要是想先看一下內容，他們會說你影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