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內地成為“佔中”最大贏家
這個學期我基本待在北京大學，有幾點感覺。首先，“佔中”在內地成為反面教材，內地人不是不知道“佔中”運動，而是在了解運動情況後，對香港愈發沒有興趣，更對參與“佔中”的這部份人感到不解。
最後，內地才是“佔中”運動的最大贏家，這也是美國想要收手的原因。同時，內地年輕人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興趣度大大減少，並逐漸了解後者的偽善性。而中國經濟則穩步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標準，中國更有望在今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香港媒體卻對此置若罔聞，很多港人並不了解內地真正情況。
劉智鵬：政府體制有需要改變
政府現在有幾個問題要認真回答，例如社會對立、街頭政治等。面對現在的形勢，接下來可以怎麼做，我覺得真的非常困難，現在的問題是積重難返。我們過去錯失很多機會，造成了很多死局。一方面現在的政府不懂得靈活處理社會對立等問題；另一方面是整個形勢已經形成，政府用強硬的手法只會使對立的力量更加堅硬。我估計，現在有領導有組織出來搞事的人為數不多，但是他們就會影響一班人跟他們走。其實對待學生，我們不必強硬。
我看到“佔中”的大學生在校園如常上課活動，但出去佔領區就大聲抗爭，說明他們並不是處處與建制對著幹。其實政府可以把他們爭取過來的，問題是要懂得怎樣去處理。現在大學生已經對政府形成了看法，政府除了解決大學生的衝擊，也要注意讀中學的學生，以免他們成為反建制的生力軍。
2015年區議會選舉，我覺得是泛民的形勢會差一些，但2016就很難講。另外一樣考慮的是，政府的體制是否要調整一下？回歸十幾年來香港社會問題多多，政府體制肯是引起問題的其中一個源頭。是現時的政府體制從港英時代坐直通車過渡到特區時代，看來有需要改變以應對新時代的挑戰。以政務官為例，他們一直被看成為政府的精英，他們的最大作用是維持政府政策的正常運作。但他們的專業訓練並非著重處理政治問題；當政府政策與社會期望出現落差的時候，他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捍衛政府的政策，而非通過政治手段去解決社會的期望。簡單講，就今次“佔領”事件為例，政務官看來真的不懂得怎樣去處理年輕人的問題。
鄭赤琰：香港的三大問題就是教育、司法、媒體
展望前景，問題不少，但是要有信心和策略。
政治上來講，對於2015和2016年的選舉，反對派這麼多年搞運動都是為了選舉，他們要製造對政府的不滿。他們把種種問題都政治化了，好的變成了不太好，不太好的變成很壞。所以，佔領行動、“鳩嗚”這些行為，已經造成了市民的不滿，我們要趁著這個機會，在立法會和區議會兩個選舉裡扳回來。原來泛民和建制是“六四分賬”（指得票率），如果扳回來，議會就會穩定下來。
另外，2017的普選改革方案，現在看情形不會被通過。如果解散立法會提前選舉，這也是一個辦法。但如果沒有了普選，在原地踏步，就一定要在立法會把好關，否則，現有制度來講，反對派拿不到特首位置已經可以預見到。但立法會如果可以取到三分之二，就要加強管理“拉布”等行為，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好關。
至於司法問題，這個已經是毫無辦法的問題，但中央可以就重大議案釋法；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中央是有權釋法的。如果在最高法院掌握不了，終審法院過後就應該由人大釋法，不要再投鼠忌器，也不要怕別人講。因為另一個大問題已出現，即反對派一直用司法復核去阻止行政大計。所謂行政司法化，行政部門的東西用司法來消解掉，政府就很難做了；再加上立法會少於三分之二的議席與“拉布”，政府要不變成“跛腳鴨”就很難了。
教育問題同樣也是很嚴重的，這個不能強打硬碰的。這次我覺得政府處理得很好，因為佔領行動有“雙學”（注“學聯”與“學民思潮”兩個激進學生組織），警察儘量不動用武力，學生也是要上課的，用消磨的方法避免硬碰。雖然前面沒有做好教育工作，但是消磨而不硬碰就減低群眾運動的破壞性。
在嶺南大學的畢業典禮有拿雨傘的學生，但我們看到浸會大學的校長陳新滋在畢業禮上拒絕向拿雨傘上台的學生頒發證書，他的做法是可取的；如果多個大學的校長都採取這種方法，跟學生會溝通多一點，說明學術自由是怎麼一回事，讓更多學生瞭解，解決這個事情就會容易一些。
除了教育，新聞自由也是一大問題，這次可以看到，《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被揭發出錢出力去支援“佔中”，自己也準備被捕，這種辦報立場，有沒有違背辦報的法定條例？有無違反新聞自由？我覺得應受到公眾與政府的檢舉。在香港，我認為沒有條例和權利可以處理這些問題，除非修改新聞條例。
港英時代，很多記者被抓起來，對記者的法律制裁有很多，甚至有外國記者被趕出去了。按這樣來說，《蘋果日報》在眾多群眾運動所扮演的“煽動”角色，應有新聞條例來加以管理的。
處理新聞自由的問題，表面看起來阻力很大，但是用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的做法，他是一個人擋住全世界的媒體，甚至一個人跟《泰晤士報》、《紐約時報》，以及出名的專欄作家都當面辯論什麼叫新聞自由。新加坡時不時都把《紐約時報》等報紙禁止掉。新加坡還全面立法管理媒體，破壞官員名聲的媒體都會被警告或起訴。當年李光耀還不是受到西方媒體竭力批判，視其為“獨裁者”。但李的反擊方法是揭發外國勢力的政治滲透，甚至還到赫爾辛基的媒介大會去揭發外國勢力干預新加坡內政的不法行為。事實勝於雄辯，李今天還被西方政界視為一代政治家呢！
總的來講，在香港的三大問題，就是教育、司法、媒體，造成了“佔中”，也凸顯了這些問題。
郭益耀：反思“佔中”感言
作為論壇主持人，主要責任在於提綱挈領，抛磚引玉,但諸位論壇參與者對“佔中”的解讀與評論，高度發人深省，激起千重浪，在心中蕩漾廻旋不已，因此提出一些個人的感受與看法。這不可視為對論壇的總結，但不少觀點，還是受到諸位論者啟發，延伸而得。
首先，特區“行政主導”（立法會配合）管制方式，依靠建制派“保皇”，究竟可支撐多久，難以斷言。“後佔中”發展，有幾個可能情景，如下：
（1）樂觀者認為，經此“佔中”一役，建制派反得民心，預計可持續保持優勢，甚或擴充選民基礎。
（2）也有論者認為，“泛民”投廣大基層市民所好，現在又靠激動莘莘學子“民主”激情，“捲土重來”，怎生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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