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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後德國反思日本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5 14:12:58  


 
  日本強大的極右派勢力正在醞釀及崛起

  我們再回頭看日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國內有一股非常強大的極右派勢力逐漸醞釀及正在崛起,這種影響東亞地區未來和平的隱憂,台灣不會報道,中國大陸報道也不多。譬如說,松下幸之助於1979年創建的“松下政經塾”,這個類似1856年吉田松陰在山口縣“萩”東郊創建的“松下村塾”的概念。當年“松下村塾”培養出一批明治時期重要的政、軍人物,影響日本國政發展甚巨,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他們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幹部,也是未來軍國主義的啟蒙人物,日後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都與他們關係密切。1979開始的“松下政經塾”的宗旨與當年“松下村塾”目標類似,都以培養未來政治實力人物為目的。決定國家購買釣魚島的前首相野田佳彥就是“松下政經塾”第一期的畢業生,經常發表右翼言論的前外相前原誠司是第八期畢業生;這些人都是極右派大本營所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沒有人關心日本這類組織的影響力,沒有國家對這種隱憂去尋求對策,所有二戰受害國家都無意或有意的視而不見。當日本政治人物或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的甲級戰犯時,我們只會說,日本官員祭拜靖國神社這種行為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西方國家誰會在乎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根本不是宣傳日本不義之道。

  以外,以大阪市市長橋下徹為首的“大阪維新會”成立的“大阪維新塾”,與“松下政經塾”相同的都以培養未來的政治實力人物為主旨。橋下徹出生於東京都澀谷區,是黑道橋下之峰的兒子,父親自殺而亡。剛才說到的前原誠司,小時候家庭貧困,父親也是因為自殺而亡。野田佳彥,出生於農村,用一步一腳印的方式得到選票,每天在路口說明自己的政策,持續20多年。這些人如同19世紀明治時代初期下級武士所扮演的角色;若沒有這些下級武士打倒既得利益的高級政、軍官員,取而代之,就不會有當時的明治維新,也許也不會有以後全面的侵華行為。

  現今的氣氛,有一點類似明治維新初期,這些日本被歸類為極右派的政治人物,其出生背景多非主流社會或是中產階級子弟,他們與明治時代下級武士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非常類似。只是,國際的大環境,及國內的經濟環境不太一樣,當年明治維新日本整個大氣勢非常強,現在形勢似乎不允許他們有多大的作為。但由於日本島國的民族性根深難改,仍須密切留意其發展,在新軍國主義的發芽階段必須予以剷除。姑息就是養奸,養奸必成禍害。

  綜合而論,日本今日的行為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們造成的,我們要檢討也要誠實的面對。我們不能再把美國的縱容拿來當做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藉口。二戰之後我們沒有在戰爭賠償問題及佔領上對日本進行醍醐灌頂式的警告,日本怎麼會記取侵略的教訓?大家不要忘了,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賠償的案例,也不要忘了全球追抓納粹戰犯,寧可納粹餘孽死在監牢,也不讓他逍遙法外的積極防範法西斯復甦的作為。

  遺憾的是,對日本在中國的戰犯,台灣於50年代卻成立一個所謂的“白團”(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建軍的日軍顧問團),把一群失敗的甲級戰犯及日本二戰軍人迎到台灣奉為上賓,如此政策,日本怎麼會檢討自己的戰爭罪行?只有我們徹底改變對日的態度,日本才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張亞中:德國在認罪、賠償上都做得很好
    日本對兩岸沒有任何戰爭賠償

  大家第一輪都講得非常好,我再補充兩點資料。除了布朗德1970年在波蘭的驚天一跪之外,更早在1950年5月,西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即在政策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唯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並且有義務作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已與納粹罪惡歷史一刀兩斷。”簡單來說,第一要認罪,第二是賠償,如此才與納粹一刀兩斷。戰後的德國,在這兩個地方也做得非常好。

  剛剛東野提到德國統一後在柏林豎立紀念碑,其實在2010年7月,當時總理渥爾夫在當選之後,首次出國訪問,就選擇波蘭,來到布朗德下跪之地,再次表達對歷史的懺悔。這些是德國為贖罪所做的努力,但是我們很難看到日本首相有類似之舉,他們連謝罪都講不出來。

  我也補充一下賠償的問題。德國對第一次大戰的賠款,到2010年德國統一20週年之後才完成。德國政府向法國政府賠償6千萬英鎊,相當於6.28億人民幣。還有一份資料提供大家參考,一份手邊的1993年的資料顯示,依據德國財政部戰後處理司公佈,德國在1993年時的估計,預計從戰後到2030年為止,德國總計支付的戰爭賠款總額為1222億6500萬馬克。以現在來算約880億美元左右。相對的,戰後日本的賠款極少,只向韓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緬甸、印度等國家賠款,合計支付戰爭賠款6565億日元。按當時360日元兌換1美元換算,約為今日18億美元。這和德國賠償有天淵之別。而且日本常以本國物資抵償,所以不但沒有讓日本經濟受到過於沉重的負擔,反而為日本經濟對外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可是日本政府對自己國內的所謂戰爭受害者,卻不惜重金給予了巨額補償,迄今仍繼續補償中。從1952年4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戰時戰傷、病者、戰沒者及遺屬等援護法》到1993年底,已支付金額合計約達35兆日元。按最近90日元兌1美元折算額為3888億美元。爾後每年仍有達2兆日元的金額支付給日本國內所謂的戰爭受害者。從880億(德國對外賠款)、18億(日本對外賠款)、3880億(日本對自己人補償)這三個數字就可以了解德國與日本如何看待歷史。日本人迄今為止仍未懺悔,這也是日本為何在釣魚台事件中如此大聲,為何右翼勢力一直是日本主流的原因。

  剛才治本兄談到,日本把靖國神社當作廟宇祭拜,我特別找了“殉國七士廟”的由來,其中有一塊石碑碑文寫著,“妖雲鎖獄朔風腥,昨夜三更殞七星,暴戾復仇還太古,雪冤何日靖忠靈”。這其實不僅是一個祖先崇拜,而是給予這些戰犯非常高的榮譽與評價。這是一個價值錯亂的問題。日本人迄今為止仍未懺悔,這也是日本為何在釣魚台事件中如此大聲,為何右翼勢力迄今一直是日本主流的原因。

  德日做法差異的原因

  關於德日差異,我提出幾點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德國戰後被四強瓜分占領,但日本只有美國占領。四強之中,法國、蘇聯不會讓德國有好日子過,所以這種長期占領,也迫使德國必須面對自己的問題,難以跳脫它在歐洲歷史中應扮演的角色。

  第二是冷戰因素,亞洲地區後來發生越戰、韓戰;因為韓戰讓日本的軍工業重新再起,而美國為了拉攏日本支持越戰部分金援,在1972年把琉球還給日本。戰後東亞的格局,也讓日本享受到有別於歷史的待遇。

  第三是當時我們為了尊重日本文化傳統,主張維持天皇制度,但也因此讓日本人無法切割歷史的責任。

  第四是因為兩岸的分治,使得日本可以從中漁翁得利,具體的展現在賠償上。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前的7個小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那時中華民國的談判代表希望在條約中放入放棄賠償幾個字,日本也不同意,後來在《中日和約》議定書中第1條(b)款,文字是“中華民國自動放棄舊金山和約14條(a)款所規定的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賠款”被換成“日所應提供的服務”,看到日本多囂張,也看到了由於兩岸分治,台北方面為了簽署《中日和約》的委曲。

  當時大陸總理周恩來堅決不承認《舊金山和約》,還消遣蔣介石允諾放棄賠償是“慷他人之慨”。可是,在1972年9月12日的《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五條,大陸也同意“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為什麼會放棄?也是1969年爆發的中蘇邊界衝突。所以兩岸的分裂,是造成日本今日立場這麼強硬的理由。而德國的深切懺悔,也是因為猶太人、以色列人每一次都在後面施加壓力。可是兩岸的中國人畢竟不是猶太人,我們對歷史的感受沒有猶太人與以色列人這麼強烈。兩岸的中國人往往因為短利而失去應該堅持的原則。中國人就是寬大為懷,剛才張嘉中講得很好,問題出在於我們自己。那又該如何解決呢?

  兩岸應與日本再簽最終解決的條約

  我的想法是,包括1952年《中日和約》、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台北政府、北京政府分別與日本所簽,其實一個最終解決中日問題的和平條約還沒有來臨。一個戰後的最終解決條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賠償、一是領土,包括釣魚台列嶼,日本到現在還堅決認為是他們的。天下哪有戰敗國取得戰勝國的領土的道理?

  我舉個德國與波蘭邊界做例子。二次戰後,德國邊界往左移,新的邊界是依奧德河(Oder)與奈塞河(Nessie)。1950年7月6日東德與波蘭簽署有關《劃定德波邊界協定》,確定了東德與波蘭的新疆界(即以奧德–奈斯河為界)。由於這個條約是以東德政府名義簽署,只能代表是東德同意的條約,而不能說是所有德國人均同意的條約,西德政府並不接受東德可以代表德國,因此不接受。這個情形有點像北京並不同意1952年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所簽署的《中日和約》完全一樣。

  1969年西德的布朗德上台以後,積極改善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波蘭抓到這個機會,要求西德也與波蘭簽一個條約來確定波蘭與東德的疆界。1970年12月7日西德與波蘭簽署的《華沙條約》第一條,也同意了新的德波疆界。按理來說,東西德都同意了新的疆界,新疆界問題應該解決了吧。不過,當時西德政府很明確的表示,這只是西德政府與波蘭簽的疆界條約,在法律上,只是一個臨時協定性質,真正德波的疆界要等到統一以後的德國簽署才算數。波蘭與二戰的四強(美、蘇、英、法)都很清楚,在政治上,這條新疆界已經確立了,但是在法律上並沒有完成。

  1990年9月12日東西德與四強共同簽署《二加四條約》(東、西德+美、英、法、蘇),其中一條,就是再次確定波蘭與德國在1945年的新疆界,這時才為德國的東域問題劃下一具國際法性質的休止符。

  換言之,從國際法來說,我認為目前只是台北政府與北京政府各與日本簽了一個條約,都只個別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全體中華民族。未來的和平協議要怎麼做?第一可能是,兩岸統一以後,再與日本簽一次;第二,在兩岸尚未統一前,則是(1+1)+1,括弧代表兩岸主權重疊,裡面的1+1代表兩岸政府,另一個1則是日本。我個人認為,戰後的最終解決條約還是需要的,必須由兩岸一起與日本簽署才算最終底定。其中必須處理賠款、領土、認罪三個重要問題。因為這60多年來,日本從不對歷史反省、從未認罪,包括還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國內沒有一個紀念碑反省戰爭罪行、以及賠償與領土問題。我認為都要在條約裡面解決。這是我的主張,也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吳東野:要求日本正視歷史
    兩岸都要負起責任

  剛剛大家提到日本人的歪理,如果說一個戰犯死了以後變成神,那請問被迫害至死的人死後變成什麼?誰為他們的權益和冤屈發聲?不曉得日本人怎麼解釋。剛才也提到日文中“お詫び”不等於謝罪,在我看來,日本所謂為了建構東亞共榮圈的行為並非惡意,這就是美化侵略,所以才否認罪行。不論是戰犯死了以後變成神、還是家醜不可外揚的面子文化,我認為都是政客藉口。你回到1970到80年代的日本老一輩政治家,也許國際環境沒有那麼大的變化,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批右翼份子。我完全同意嘉中的觀念,過去無法改變,這時我們要共同面對未來的問題,兩岸都要負起責任。

  兩岸如何因應未來,我認為有兩個方式可以思考:第一是民間的做法,透過不斷地辦活動,包括我們今天的論壇,都屬於此。有個有名的例子,華裔美籍作家張純如,她在1995年開始,開始找資料、訪問倖存者,寫成《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她在世時曾說,我就是要去救那些被遺忘的人,為他們發聲。那時2005年日本正試圖去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因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這本書,海外華人開始在網上連署,到聯合國抗議,影響力非常之大。在那段時間,在國際媒體上才開始有非常多批評日本的聲音,而且大部分都是根據張純如的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英文。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兩岸沒有這樣做,國際媒體不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因為日本許多大企業支持右翼,包括松下電器、三菱、東芝、富士通、朝日啤酒等都是。日本歷來否認侵略史實,並修改教科書。我再舉一個例子是,在2011年9月,抗日戰爭紀念日,舊金山中國城中一個抗日戰爭紀念館,他們有一個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與南京大屠殺索賠聯盟,在舊金山總圖書館有個80週年的放映會。他放映日本的後裔松崗環(Tamaki Mat-suoka)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南京:尋找封存的記憶”(Torn Memories of Nanjing),他花10年時間,訪問中日老兵3百多人,在編導過程中,他不斷受到日本右翼的恐嚇、抗議。但拍成之後,影響力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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