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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思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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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中 |
何思慎：日本扭曲的歷史觀
不認罪是日本人的一種信仰
今天的題目很有趣，我在台大日文系碩士班教近代日本思想，向學生系統介紹日本的亞洲主義。事實上，其中也牽涉到日本當時發動戰爭的論述，這樣的論述造成他們的觀點是，二戰並不是所謂的侵略，這是日本右翼的解釋或理解。若我們要正本清源的話，從日明治維新時期的“脫亞入歐”或“興亞論”，是日本近代化之後，他們對於亞洲態度的問題。日本自民黨政調會會長高市早苗的說法，就吻合日本戰前的亞洲主義。
他們定位那樣的戰爭是日本反殖民的戰爭。其實日本忘記了，他對於亞洲國家的行為本身，是另一種替代主義；對於亞洲國家來說，日本凌駕於我之上，與西方凌駕於我之上，沒有什麼不同。可是日本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對亞洲的歷史救贖。換言之，看到近代的亞洲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上，它有責任把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上解放出來，讓亞洲歸位為亞洲人的亞洲。所以，日本並不認為那樣的戰爭是所謂的犯罪。
我完全不認同日本的想法，對於其非常扭曲的歷史觀，我們抽絲剝繭講出其根本原因所在。而你要叫日本人認罪，其實很困難，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信仰。安倍現在重新檢討日本在戰後50周年的“村山談話”，稱學術界和國際上尚無關於“侵略”的定論，在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上，評價因看待問題角度不同而不同。意即，他不認為那是場侵略戰爭。
其中也包括，戰後日本對亞洲國家，他的道歉態度與德國完全不一樣。日文許多用語字意看起來類似，但是語感完全不同。日本至今堅持不用“謝罪”，而是用另外的一個詞“お詫び”。你查字典，“お詫び”也有謝罪的意思，但是日本絕對不用“謝罪”。兩個字的差別在於，“お詫び”是，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並不認為我帶有惡意，雖然結果對你造成傷害；“謝罪”則是，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知道是一件壞事，對你造成傷害。所以，從今日日本嘴裡吐不出“謝罪”兩個字，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並不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或是再往前推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在東亞遂行的擴張主義，其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是一個有惡意的犯罪。
日本在亞洲沒有朋友
德國人比較聰明，剛才東野兄也說，德國在戰後說道，我不是要把歐洲變成德國的歐洲，而是要建立一個歐洲的德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他們的概念始終認為是日本的亞洲，甚至更狂妄的是日本的世界。而日本保守派思維中，沒有“在亞洲的日本”這種觀念，造成日本在近代亞洲處境非常孤立；哪怕戰後日經濟強大，很多日本學者也說，日本在亞洲沒有可以交心的朋友，金錢交易得到的不是朋友。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從戰後到今天，他們不能誠實面對歷史認識問題；而且一些保守政客不僅不面對，還消費歷史問題以換取內政或選舉上的好處。現在安倍的做法就是如此。
約2006年小泉純一郎下台後，日本在後小泉時代，他們曾經讓這個歷史問題沉寂了6、7年時間，在那段時間日本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與韓國、中國和解，特別對於韓國用力甚深。根據日本官方民調，日本人對韓國印象調查，在2011年之前，日本對韓國印象有好轉，也對韓國有很大的期待。甚至於日在民主黨執政時，把過去朝鮮王室儀軌還給韓國，想要藉由這樣的行為變為歷史上的道歉。可是韓國人並不領情，去年李明博登上獨島，讓整個日本社會對韓國的期待徹底破滅。因此，去年民調中有七成的日本民眾對韓印象不好。
所以，日本去年底準備選舉時，安倍開始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其中兩個原因是，日本的政治在2006年後，長期的陷入民主的無效率。日本社會轉而對強人政治有所期待，讓日本的右派政客有了機會：反正不講歷史認識問題，中韓與日的關係也不會改善；還不如重新拿出來說，以換取內政選票上的好處。所以，日本政客操作這樣的問題是可以想像的。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太平洋戰爭是日本要突破資源封鎖，避免淪為殖民地的必要手段。並且強調，有必要討論修改村山談話中有關侵略的部分。他說，在戰時的日本，在經濟上與其他國家斷交，生存受到威脅。很多人認為當時的國家意識是自存自衛，因此選擇投入戰爭。
高市也說，安倍首相反對把太平洋戰爭定調為對東亞的侵略，如果安倍內閣能夠延續到戰後70周年的話（即2015年），將發表“安倍談話”，修正20年前“村山談話”對侵略的定義。高市這樣的言論，台灣內部一個字都沒有報道。也凸顯台灣社會對日本歷史認識問題漠不關心，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台灣參加論壇討論相關問題，謝謝！
張嘉中：全面反省重新修正對日政策
全面壓制日本右翼政客行為
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問題，不是日本政客及極端右翼份子說了算，一切都應該以事實為依據，歷史不容竄改及塗抹。從文化的角度檢視，德國與日本在戰後的反省行為可以從兩國的文化本質上找出脈絡，日本沈悶的大和主義及武士道文化造就了戰後日本不知反省的社會及偏激的政治行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及力量對比的關係檢視，日本與德國面臨的地域環境不同，歐洲主要國家的國力與德國可以相互制衡；東亞地區則不然，在力量對比上日本長期大過於東亞諸國，直到中國崛起，東亞地區才出現新的地區強權，可以壓制日本。也就是說中國崛起之前，亞洲有相當大的地區事務是日本說了算，德國在歐洲則沒有這種相對差異的實力。
此外，國際社會的氛圍東西方不同。在歐洲凡是歌頌納粹、替納粹的罪行或戰爭行為辯護者，都會受到法律及輿論的制裁。但在東亞地區，基於政治及經濟環境的問題，自律及他律的觀點與社會正義的不同，則無此情況。亞洲國家對日本政客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神社，通常僅止於口頭、且點到為止的譴責，有些國家及地區的政客為了經濟或政治利益甚至公開歌頌日本軍國主義，或替日本在戰爭中的行為塗脂抹粉，這種不當的行為並沒有受到強大的社會壓力或法律制裁。在歐洲有一個很好的實例，可以說明兩個地區的不同：英國哈利王子曾經穿了一套納粹軍服參加娛樂性的聚會，很快的引起了歐洲多國的共憤與指責，最後被迫出面道歉；但在台灣，有退休的高階政客公開主張釣魚島本來就是日本的領土，其言行非但沒有受到指責，還被附和。歐洲國家認識到納粹罪行的嚴重性並積極防範任何負面可能的出現；但在亞洲，基於政治與經濟的需求，沒有此一認識，或根本沒有膽識公開提出指責。
從文化上來看，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仍然隱藏在大多數日本國民的內心深處，因此，如果由此反思二次大戰的結局，就能夠很清楚的瞭解為什麼多數日本國民，尤其是極右派的政客，不認為日本敗給他們長期鄙視的中國；以武士道的“決鬥”論，他們認為日本敗給了美國，尤其是敗給了美國的科技─原子彈。值的注意的，日本戰國時期，只要是武士決戰、決鬥，戰敗者必死，其家人都會成為戰勝者的奴僕，任由其支配、處份或屈辱。因此，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日本在戰後跟在美國後面，不離不棄，完美的配合美國的全球或亞太政策。此外，日本與德國戰後行為的不同在於戰後的體制變革：二次大戰之後，德國是全新的政權，所有納粹均被掃除殆盡；日本沒有，對二戰要負最大戰爭責任的天皇及天皇制度仍然存在，沒有任何變更。
造成日本今日右翼的囂張及軍國主義的復甦責任在誰？有很大一部份在我們自己；例如蔣介石於日本戰敗後採取之“以德報怨”政策，現實的說，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會用此種政策對待長期殘殺自己同胞的惡劣敵人。如果一個兇狠的敵人在受害國的土地上姦淫擄掠燒殺整整8年以上，居然還被受害者以德報怨對待，這個敵人怎麼會深刻懺悔？怎麼會有醍醐灌頂般的警惕？怎麼會謙卑的改變惡質行為？新中國成立後，基於經濟及外交的需要，北京政府在對日態度上亦有所保留，保釣運動不是今天才開始的，70年代就已經大規模的開展了，當時北京政府並未對此一重要國家級的議題做出積極的回應；長期姑息的結果，造成日本今日的行為，所以，日本今天變成這個樣子，必須承認，是我們的責任，包括美國、台灣及中國大陸在內者的責任。
戰後，我們任由日本曲解歷史，縱容它的右翼言行，不斷替日本惡意的行為尋找善意的解釋。這種解釋保括：日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在背後支撐或者是美國的授意等；另外，國內總有人以日本文化傳統去替日本解釋東京靖國神社存在的社會意義。真的，我們不必替日本抹粉，或是找不同理由解釋他今天的行為，或找不同的理由去解釋今天我們的不作為。別忘了，德國第一次大戰的戰後賠款，直到最近才賠償完畢；對二次大戰的納粹餘黨、戰犯，西方國家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輯捕到案。
總之，日本至今不能悔改，軍國主義的氣焰不斷升起，不能推諉的說，這是我們的姑息所造成的，我們必須要重新反省，對日本要重新採取一個新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政策。舉例：只要有日本政客祭拜靖國神社，所有中國人及兩岸政府必須公開的強烈反對，並運用各種手段予以制裁。有影響國際權力運作的北京政府，更應該在全球進行大撲滅，聯合所有反法西斯的國家公開撲滅日本的軍國主義的氣焰，並要求日本全面且透明的反省。想想看，如果今天德國總理梅克爾公開或私下去祭拜希特勒及納粹戰犯的墓園或紀念物，歐洲國家會用什麼態度來看待？
很多人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以為日本的極右派行為是自發性的偶發事件，或被美國利用指使來制衡中國的崛起，這種論調似乎在為日本右翼行為作合理化的解釋。此外，尤其令人憂心的是台灣對日本的態度，已經善意的過了頭，幾近卑躬屈膝。台北當局對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及在釣魚島、或琉球群島爭議的問題上非但沒有任何批判或警告，還完全接受並繼承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觀點，嚴重者甚至還非常享受這種殖民主義的論調，並且不斷的歌頌殖民主子對台灣的貢獻及對當時殖民官員加以吹捧，這種非常態的行為與其它被殖民國家的案例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在歐洲有什麼人敢公開稱讚及享受希特勒佔領時期對他們國家帶來的任何好處？更不可能有哪一個歐洲政府會為希特勒政府的官員立碑表揚他在佔領區內造橋鋪路、造水渠等所做的貢獻，如同台灣政府對殖民官員八田與一所做的一樣。所以，大部分的後果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不必都怪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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