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已有兩批老人起訴日本的前提下，張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婦”代表一起，加入了對日訴訟的隊伍。
2000年，此案開庭，張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證。
辦護照、申請簽證、書寫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貴明幫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張先兔的兩個兒子都不曉得她在忙什麼。1993年開始，每次碰面他們都刻意避開小輩。
張先兔和多數老太太保持了一致，關於過去對晚輩們只字不提。
李貴明將張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機場。“當時她挺高興，挺樂觀的。”李貴明覺得張先兔也在變化，跟參與起訴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響，心裡的結慢慢鬆了。
“去日本，討公道。”張先兔一直有肺氣腫的病，常常一句話說不完就要停下來，被問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國經歷，她喘著粗氣。
賭局輸了？還有希望
從日本回國時，李貴明去機場接張先兔回村。“她說在那邊很順利，日本民間很多熱心人士幫她。”
張雙兵也覺得，在先後參與訴訟的16位老人中，張先兔是相對樂觀的一個，“總覺得官司肯定能贏。”
張雙兵，山村老師，30多年裡一直致力於山西慰安婦調查，他碰撞的現實是，老人們三次自揭傷疤的勇敢，最終卻都沒等到期許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訴，結果並無意外，2003年和2005年，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先後駁回訴訟；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決定，不予受理。
“敗訴對老人們的打擊很大。”張雙兵說，她們背著恐懼和屈辱活了一輩子，晚年終於把隱藏最深的秘密說出來，她們都是在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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