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文字，出現在張雙兵寫的《炮樓裡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裡。
今年59歲的李貴明和張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婦”民間調查員。
上世紀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台電視機，全村擠到打穀場裡一起看。李貴明記得，當時電視裡播抗戰劇，村民們討論，“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負過的哩。”
鄉親們的東拼西凑中，年輕的李貴明知道了村裡有個叫張先兔的女人。
她3歲喪母，自小被後媽許配給小她3歲的丈夫，日軍抓她時，丈夫被刺刀嚇傻，之後幾年都不會說話，並落下了渾身哆嗦的毛病。
張先兔在日軍據點裡呆了20多天，患上了嚴重的婦科病，被家人贖出來時，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養病養了一年多。
李貴明還記得早些年遠遠看到張先兔的模樣：小腳兒，身體佝僂著，在街上總低著頭。凑在巷口聊天曬太陽做針線活兒的老太太中，沒有她的身影。
“去日本，討公道”
靜默了半個世紀，轉機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
彼時，民間掀起對日索賠潮，許多侵華戰爭的受害者通過各種渠道對日方追責，“慰安婦”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貴明首先想到了張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麼都不肯說。”李貴明回憶那次會面，“她和老伴兒郭妹栓一個坐在炕邊低頭不說話，一個坐在櫃子邊的矮凳上不停發抖。”
李貴明一次次地登門游說。這個同村的後生拿報紙上學來的中日關係、國際局勢勸說老太太，不管用；講赴日勞工、細菌戰受害者的索賠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說，“你就真的咽得下這口氣，把受的罪都帶進棺材？”張先兔才鬆了口，那是1994年，李貴明已找了張先兔不下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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