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想一想，這套陳舊落伍的危機公關模式在其他公共領域何嘗沒有。某些公共管理者總是習慣於“捂”問題的敷衍了事，結果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惡性後果。而即使如此，公共管理者依舊高估自身的事實掩蓋能力而低估公眾辨別是非的智商，最終讓就事論事的解決程序喪失基本效能，民眾產生了懷疑一切的極度不信任感。
而近年來某些地方為了所謂開發利用而過度開發文化資源，上演出類似爭搶“西門慶故鄉、N個劉備家鄉”之類的鬧劇，更加劇了民眾對於地方文化保護的反向心理，“被文化”的權力惡搞讓文化保護工作的神聖蕩然無存，民眾也越來越學著用嘲弄的眼光來審視一切。
文化保護體系的不公開透明、監守自盜醜聞的時有披露、地方文化保護商業化帶來的一地雞毛，最終公共管理者將為這不可估量的損失付出沉重代價
，在武則天墓的爭議中再一次顯現公眾懷疑武則天墓勘探行為是打著保護旗號下的部門謀利，是地方所謂“文物搭台、經濟唱戲”的又一場政績秀，擔憂文物即使被成功勘探出來，則會在博物館淪為灰塵滿面的破舊，什至折現為商品價值流入某些人的腰包……
武則天墓的文化保護不能靠“挖”，有關部門必須直面並解決公眾疑慮，將文化保護體系的改革誠意及細化舉措充分展現出來，才能真正獲得民意信任，相信包括武則天墓勘探在內是為了保護文化而不是利用文化，相關爭議才會得以平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