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艶 懲治集體性冷漠 不妨讓法律兜底
面對一個生命垂危的小女孩，以任何理由拒絕施救，都有“見死不救”之嫌，其背後隱含著的，更多的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與冷漠。在法庭上，當犯罪嫌疑人突發急症，我們可以立即停止案件審理，第一時間將其送往醫院搶救，以彰顯法律的人性化；在監獄里，一個獲死刑的罪犯，不到行刑的那一刻，就算他患病垂死，也要把他給救活過來，因為沒有誰有權利剝奪他的生命。可是到了日常生活中，在對待普通民眾時，這種生命至上的理念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執行偏差呢？
這是因為，前者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後者卻只能通過道德制裁。不得不承認，這便是當下的制度性悖謬困境。而縱觀國外，《法國刑法典》規定：“對處於危險中的他人，能給予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並科50萬法郎罰金。”《意大利刑法典》也規定：“對氣息尚存、受傷或危急之人，疏於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時通知官署者，處3個月以下徒刑或科12萬里拉以下罰金。”等。
道德譴責無法建構起約束和激勵的長效機制。或許有人還以為，動輒使用法律來解決現實問題違背法律本質，有推行“法律萬能論”的嫌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尊重公眾生命權無疑算是最低的道德，完全有理由上升到法律層面，用剛性的法律制度懲治集體性冷漠，還人性與生命之美，否則，法律在爭議中難產，道德必然在譴責中沉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