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日電／中國青年報刊載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的文章指出，受賄行為和行賄行為互為因果，相生相成，因此對行賄者是否應該出“重拳”，本不應該成為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在我國，人們對受賄者深惡痛絕，而對行賄者卻寬容有加。近日，最高檢部署加大行賄犯罪懲治力度的新聞，使這一話題再次引起廣泛關注。
其實，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對行賄者的懲治力度近年來一直在不斷加大。據統計，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行賄犯罪5676人，占賄賂犯罪案件總人數的31.4%，同2012年相比上升了17.3%。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耳聞目睹的行賄人受到刑事處罰的情況越來越多，媒體上關於對行賄行為處罰過輕的質疑越來越多，各級人大會上的相關提案越來越多。嚴厲懲治行賄者，正成為法律界和輿論界的共識。
嚴懲行賄者，是維護法律尊嚴的現實需要。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受到上帝的懲罰，同時受到嚴厲懲罰的，還有那條引誘他們的蛇。《聖經》中這則古老故事的背後，是一條樸素的法理：引誘、教唆他人犯罪，都具有本質的“惡”，為古今中外刑法所不容。《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16條明確要求各締約國將商業賄賂等行為規定為犯罪。在成為該公約的締約國之前，我國的《刑法》就對行賄犯罪作了明確的界定，懲罰的措施也比較嚴厲。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法律的規定沒有得到有效落實。究其原因，除了全社會對行賄行為的危害性重視不足外，主要是司法機關在賄賂案件調查中片面追求破案效率，過分依賴言證，以從輕或免於處罰為條件，換取行賄嫌疑人的口供；在進行處罰過程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以沒收財產和罰金等附加刑，替代對當事人的主刑。
放縱行賄犯罪的直接後果，就是行賄者對法律肆無忌憚。他們中也有被逼無奈的情況，但更多的是為了謀取非法利益，而不擇手段拉攏腐蝕官員，一旦東窗事發，就選擇供出對方以“金蟬脫殼”，然後再瞄准下一個目標。以湖南為例，在剖析一批典型案件時，筆者驚奇地發現，一個姓盧的商人，先後把湖南省原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德元（被判處死刑）和湖南省機械工業局原局長林國悌拉下水；港商張某某，以行賄方式先後將常德市紀委原書記彭晉鏞、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放倒；一趙姓商人的名字，先後出現在工商銀行湖南省分行原行長王金賢、湖南省政府原副秘書長王道生等三起腐敗大案中。這些都是受到查處的案件，在未暴露的交易中，他們的表現可想而知。事實證明，如果不加大行賄者的違法成本，任由其在社會各領域“長袖善舞”，反腐敗鬥爭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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