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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
中評社╱題：“唐英年：珠三角先行先試香港大有良機” 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中央已經制定公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為珠江三角洲這個在中國的三十年改革開放中長期扮演領跑者角色的重要經濟區域的進一步發展，繪製了新的藍圖。而三十年來與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香港，如何重新定位、保持發展、繼續繁榮，就成為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日前接受《中國評論》的獨家專訪，就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暢談了自己的觀點。
珠三角經濟規模相當於中等發達國家
劉迺強：我們今天訪問的主題，就是有關珠三角。我們自回歸以來一直在說怎樣跟廣東發展經濟上的關係，等等。現在《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出台，我們如何從香港的角度看這個綱要？
唐英年：我想先從宏觀的角度講起，然後再具體闡述。
從宏觀的角度看，我很認同我們與廣東應該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這個框架之下融合發展。整個珠三角加上香港，再加上澳門，可以成為全國最具經濟活力的一個經濟區域。你只要看經濟容量，整個廣東加上港澳兩地，視乎如何計算，九千多萬到一億的人口，這真是一個相當之具規模的經濟區域，而且人均GDP也是相當之高。
劉迺強：人口規模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了，人均GDP加上香港，就超過長三角了。
唐英年：是的，人均GDP加上香港就肯定超過長三角，即便不加，也只是低一點點而已。所以，長三角加上上海，珠三角加上香港，是我們較高。
珠三角發展得益於是“優勢互補”
香港的作用不可或缺
唐英年：《綱要》發表的時候，我也有思考過，為甚麼在這個時刻發表這樣一個綱要？當然，第一個感覺是，珠三角的發展提升到了國家的層面，我們當然很受鼓舞。第二，我們會問，為甚麼在這個時候要發一個這樣的文件？作用是甚麼呢？我們應該看到，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非常成功，從全球的經濟發展來講，將來任何人讀經濟發展史或者一個國家的發展史，這段歷史是必修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後來者，但一定是前無古人。中央一定會考慮到，過去三十年發展得這麼成功，那麼未來的方向應該怎麼走呢？
我認為，在總結過去的發展經驗後，可以得到幾個結論，首先，香港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有技術、資金、管理、市場；香港有的正是內地所缺乏的，而我們缺乏的正是內地所具備的，如人力、土地、原材料等，所以香港與內地產生了一種天衣無縫的互補優勢。一直以來珠三角的發展都保持極快的速度，同時，兩地發揮了互補的優勢，做到“1+1＞2”。
那麼，看到過去這些成功經驗，向前看應該怎麼走呢？我相信結論就是“優化第二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香港第三產業占GDP的90%，與國際接軌，無論是在金融、法治、城市管理等很多方面，我們跟內地在“優化第二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方面有一個很好的互補優勢。所以，我認為發表《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正是看中了這個優勢，就是珠三角的發展，在下一階段要借助香港的第三產業，來與內地的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互補。
“解放思想、先行先試”是大法寶
香港與珠三角可以先行一步
唐英年：在這個大方向之下，汪洋書記要求廣東要“解放思想，先行先試”－－這是兩個大法寶。
關於“解放思想”，我們現在說融合發展觀，這其實就是一種思想的解放。過去很多人認為“融合發展觀”很抽象，但現在越來越具體化了。融合發展觀具體說來不外乎人流、物流、資金、資訊的流通這四個大的方面。人流、物流某種程度來說是比較容易做的，資金、資訊方面的難度大一點。要做到融合發展，“解放思想”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基石。
另一個基石就是“先行先試”。我們國家那麼大，13億人口，經濟發展處於不同階段，有些地方在某些方面可以先行一步，取得經驗之後再擴大推廣。2003年我做工商科技局局長時就是主力跟內地磋商CEPA。談成後我很有滿足感，因為我知道這是未來發展的一個大方向，後來簽署的六份補充協議更證明，CEPA是一個極具開放性的互補協議，而“開放性”就是要不斷優化，當然這是一個先易後難的過程。
我認為，地區發展程度不同，但珠三角的“先行先試”有很多東西可以試。大家都在一個國家下，我們是一個特區，廣東是一個重點經濟區域，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先行先試”。
爭取政策支持不需要太多顧忌
關鍵看是否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
劉迺強：那不就要“伸手”跟中央要政策了麼？
唐英年：我覺得，香港連同廣東一起，去中央爭取政策，不需要有太多顧忌。有人說，你怎麼向中央“伸手”爭取政策？全國的省市每個都是同樣的去中央爭取政策的，這是很正常的。但我們爭取政策，也要問一下自己，對國家有甚麼貢獻？粵港發展、或者說與內地的互補，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要優勢互補，要“1+1＞2”，就是說，我拿到的東西，我爭取到的政策，不是國家補貼給我的，而是對國家長遠而言必須是有貢獻的。
譬如開放“自由行”，有輿論認為這是中央給香港輸送利益－－增加遊客，但其實不是這麼簡單。在跟中央商討這個事的時候，我們說不可能永遠要求內地居民在出外旅遊時“團出團進”；早晚有一天他們也會像香港市民一樣，拿著護照，取得簽證後，無論是為了公務還是探親，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往返外地。只有這樣，整個經濟體系才夠靈活，才有活力。我說你讓我們試一試，我們可以給你反饋，讓中央知道公民出來的時候哪些方面需要瞭解和注意。
事實證明，這個試驗沒出大問題。我們做了一些分析，發現內地個人旅遊來香港從事犯罪活動的，比一般來港旅客要少，所以可以確認內地來港遊客的素質是很好的。我們把這些資料回饋給中央，中央就可以很放心地進一步開放。這就是說，國家堅持改革開放，有的政策不妨放在香港做個“先行先試”，因為我們是一國之下的特區，在這試行後，我們將真實的情況、資料等回饋回去，看看政策有哪些需要補充調整，這對彼此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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