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日本人還利用漢字創造了大量的漢字詞，諸如手續、資本、共產黨、社會主義、哲學、文學、文化等等，並普及到了漢字的祖國。
以引入漢字為基礎，日本還引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制度，以至服飾和城市建築的式樣。比如儒家思想、老莊學說，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影響之大，可能是當今中國人很難想像的。
但另一方面，如同漢字傳到日本被賦予日本人的理解，並加以改造、發展，儒教等中華思想傳到日本後，在與日本人的固有意識融和的同時，實際上也已經被賦予了相當的日本色彩。
可能由於中華思想對於日本來說，歸根結底是外來的，所以，日本人對中華文化的批判和摒棄也是一貫的。
聖德太子的改革（重修《古事記》以正日本歷史等）就是一例。而明治維新前後，以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為代表，革新派學者們提出的“脫亞論”，就是對中華思想的一次掙脫。（注：一般認為“脫亞入歐”是福澤提出的。但據目前的研究，福澤本人並沒有提過“入歐”，反而在《脫亞論》中把西方文明比作不可抵禦傳染的“麻疹”，是不得不接受的，亦表明了對西方文明的批判態度）。
實際上，日本的知識階層從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況分析到，影響了日本千年以上的中華思想，已經不能適合當時國際形勢的發展。同時，恰逢日本的近代國家觀的形成期（詳後），他們開始覺悟到，如果還不脫卻中華思想，日本就將是第二個沒落的“清國”。所謂“脫亞論”的本質就是呼籲日本人看清這一點，及時摒棄中華思想給日本帶來的負面影響。
３．“斷代史觀”與“萬世一系”
中日之間在歷史觀方面還有一個一直被忽略的相異之處，就是中國人歷史觀的背景是斷代史型的，而日本則沒有這種成分。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平均約兩三百年就有一次改朝換代。這實際上在中國人的歷史觀中，形成了一種後朝（代）不為前朝（代）負任何責任的潛在意識。因為正是由於前朝的非正義性，才有必要改朝換代。“改朝換代”就是結一次總賬，因此，中國歷代統治者更重視的是證明自己的正統性。直到近代，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初期也是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來證明其“正統”的。
而日本人則主張自己的“皇統”是“萬世一系”。雖然天皇出現於何時，還沒有定論，但是，自有了天皇，血統就沒有改變過這一點，似乎是一般日本人的共同認識。以致近來因皇太子夫婦沒有男孩子而引起的“皇室後繼無人”問題的爭論中，還有人以“萬世一系”為由，反對修改《皇室典範》中“祇由男性繼承皇位”的條款。所以，日本人從來沒有要給自己的歷史“算總賬”的文化傳統和意識。這也是對“戰爭責任”想輕描淡寫一下，就結束“戰後”的根源性意識之一。
即使是一九四五年戰敗，日本被美軍（名義上是盟軍）佔領至今，也沒能對日本人的歷史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實際上，日本內閣（政府）到底是從哪一屆開始算作“戰後”，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天皇沒有換；“六法”中的民、商、刑法至今還是沿用明治時代的。
歷屆政府都要為以前各屆政府的作為負責，在日本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即使對“戰爭責任”不願正面承認，也沒有用“改朝換代”來作為推卸反省與賠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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