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了控制地方派系，便在政治職位的選舉上支持親國民黨的派系，如縣市長、議長的選舉，以及給予地方經濟利益的特許經營，如地方信用合作社與客運路線的分配。但對反對他的派系則動輒施予停職、入獄的處罰，如高雄縣“余家班”的大家長余登發幾次選上縣長，也幾次被因故停職，最後並以一個莫須有的“匪諜案”將他入獄。
民進黨內的派系就是受到台灣地方派系的影響所造成，許多民進黨內的派系領導者都跟台灣地方的反對派系有關，所以當他們逐步在民進黨內嶄露頭角變成“天王級”的人物之後，也以“家長式”的身份組合成新派系，類似新潮流系、美麗島系、以及後來的扁系、謝系等。由於民進黨內遍佈派系，後繼者想在民進黨內有所發展，如果只是一隻“孤鳥”很難成事，所以他們不得不加入各個派系，甚至還要為派系拉進許多的“人頭黨員”才能生存，這也是造成民進黨派系鬥爭沒完沒了的因素。
第二種類型的“社”。在綠營中的“社”跟日本的“株式會社”一樣，是一種“組合性”的社團，也是受到日本影響最大的社團，他們比較具有“武士道精神”，所以內部的凝聚性較高，團體的約制力量也相當大。而這類型的“社”可說是綠營中正統的“獨派”，他們包括台灣社、北社、中社、南社與東社等晚進成立的知識社團，成員大都是以大學的知識菁英為主，其中尤以“台灣社”的秘書長羅致政更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們成立“社”的目的跟民進黨內的派系不一樣，派系的屬性是為了爭奪政治權力，但知識社團的屬性卻是為了要宣揚理念而成立，所以這些掛上“社”的知識社團，大概都是一般所俗稱的“台獨基本教義派”。
當然，“台獨基本教義派”會廣泛的受到日本的影響，主要還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許多被蔣介石迫害的本土菁英後來都跑到日本發展，他們接受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相信不學習毛澤東以武裝革命來推翻蔣介石政權，根本就無法建立起台灣人的政權，這方面早期在日本發展的史明所寫下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幾乎就是一部台灣人跟殖民主義者之間的“武裝鬥爭史”，這部歷史也已經變成台獨基本教義派的“聖經”。所以，在台灣的綠營社團，祇要是受到日式台獨影響者，他們就傾向於走“基本教義路線”，也主張要以“武裝鬥爭”（街頭的激進抗爭）來對付國民黨的“賣台”舉動。
所以，八三○由“台灣社”率先發動的“嗆馬”大遊行，他們開始發動時就力捧幾乎已經是半個日本人的辜寬敏當龍頭，這裡面就是隱含著要以日本武士道精神站出來“嗆馬”的意思。他們不在乎民進黨是否會支持他們“過早”的出擊行動，也不想在該次的大遊行中讓民進黨作為主導者，這是因為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知識社群一直認為民進黨執政的失敗，是因對國民黨過分妥協的惡果，如果阿扁執政時敢把類似邱毅那種“造亂者”抓起來，就不會淪落到今天被國民黨“追殺”的困境。
同樣的，也因這群以“台灣社”為主力的知識社團率先站出來“嗆馬”，這就迫使原先主張要以理性的態度來批評馬政府施政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不得不轉向也要開始“不理性”起來。事實上，民進黨執政的時期，國民黨沒有理性的對待阿扁，他們同樣可以讓馬英九以高票當選，所以綠營的“社”團，也不相信民進黨理性批評馬英九，就能夠取得人民的支持，特別是在面對馬政府無能的表現之下，綠營唯有勇於站出來“嗆馬”，台灣才有希望，人民才會回頭支持綠營的重新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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