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知識菁英鬥爭的狠勁要超過政治人物，相對的知識團體的約束力量也超過政治團體，這種情形就造成大陸許多台灣研究單位想邀請綠營學者過去訪問，但有意願或者敢明目張膽過去交流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因為他們只要往大陸跑，十之八九會被團體視為異端，即使沒被“警告”，大概也會受到團體內異樣的眼光看待，這當然也是李家泉難以實現他的“綠色交友夢”的根本因素。
再說第三種“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在綠營的眼裡，他們不是沒有看到中國崛起的景象，只是在缺乏親身的觀察與交流之下，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意象倒是充滿著恐懼與排拒的心理，擔心兩岸過多的接觸，將破壞台灣美好的生活情境，這裡面包括民主的政治生活、富裕的經濟生活環境，以及和諧的社會交往關係。
當然，民進黨人對中國的崛起產生恐懼與排拒的心理，問題也不必然出現在他們身上。過去大陸把許多綠營人士列為“黑名單”，阻絕他們想到大陸交往的機會，綠營人士即使想跟藍營人士一樣在兩岸之間來來往往，恐怕也難。所以不瞭解才是造成恐懼的原因，不交往也是造成情感無法建立的因素，這也是綠營人士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無法跟大陸民眾一起感動的原因。
因為對中國大陸不瞭解所產生的恐懼心理，如果再拿謝長廷競選總統時所說的話，就更為清楚其中的因果了。當時謝長廷批評馬蕭推動“一中市場”將使台灣的“男人找無工，女人找無尪，小孩送去黑龍江”，他也批評說如果兩岸實現“一中市場”，台灣的公園將充斥大陸來的盲流與乞丐，甚至連綠營也出現特種行業將被大陸的女性給佔據的說法。
謝長廷的話或許有些危言聳聽，但台灣底層社會的人民卻是深信不疑，甚至連綠營的知識社群也一樣是這麼認為。這個結果是讓他們擔心台灣“本土的生活情境”將因跟大陸的深度交往而變質，因此，他們總是想方設法的找出各種反對跟大陸交往的理由，極力排擠台灣跟大陸建立起任何的交往關係，這也是構築綠營知識社群“反中”的“心理長城”。
綠營新生社團的分類
瞭解綠營“反國民黨”、“反中”的成因之後，那麼綠營中的新舊社群，又該如何分類與分辨他們之間的差異呢？我們就把他們分為“派系”、“社”、“會”或“學會”等三種不同的型態來分析。
第一種類型的“派系”。“派系”是傳統中國政治運作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也是蔣介石到台灣之後能夠穩定政權的最重要力量。而“派系”通常是要有一個“家長式”的領導者，他有足夠的權威對派系成員進行權力與利益的分配。
蔣介石到台灣以後，他就以地方派系掌控台灣的地方權力，作為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早期的台灣每一縣市幾乎都存在兩個到三個以上的地方派系，有的是國民黨刻意製造，有的是因反對國民黨統治，透過參與地方政治職位的選舉，而逐步凝聚成可以對抗國民黨力量的地方派系，比較有名的當然是在台灣南部的高雄縣“余家班”和嘉義市的“許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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