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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李登輝究竟想把台灣推向何種境地 | |
http://www.CRNTT.com 2016-02-20 00:07:07 |
中國意索 在《中國的宗教》中,韋伯刻意挑選了中國社會的貨幣制度、宗族組織、城市與行會、國家組織、和法律等幾個層面,分別分析它們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正、負面影響。在分析中國社會為什麼不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時,他同時也注意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已經具備若干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在滿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國有一段相當長的太平歲月。由於治河有方,洪水氾濫的情形已經大為減少。農業方法的改良,使中國人口由十五世紀晚期的六千萬增加到十八世紀初期的一億二千萬。其他像私人財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遷徙、自由選擇職業、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等等,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這些有利因素畢竟無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產制國家結構所造成的障礙。這些結構性的障礙又是源自中國人在儒家倫理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特殊心態,他稱之為“中國意索”(Chinese ethos)。韋伯因此判定:儒家倫理有礙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韋伯不懂中文。他無法閱讀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資料,有些來自歐洲漢學家的譯著,有些則是出自於懷有意識型態偏見的傳教士。他所舉的例子,有些是錯的,有些並不恰當。 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 韋伯將基督新教視為一種“文化系統”,建構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為參考架構,用“文化對比”的方法,研究儒家倫理,犯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更重要的是:韋伯在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也採用“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打破時間的限制,隨意引用不同時代的材料,來描述帝制中國社會的“理念型態”。問題是:儒教的歷史比基督教長得多,而且在歷史上也有明顯的轉變,他把儒家倫理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展現混為一談,已經犯了方法學上“熔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可是,韋伯卻認為:1911年滿清王朝覆亡之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面相大致保持穩定,因此,他可以採用這種“理念型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 儘管韋伯的中國研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由於韋伯的“歐洲研究”為他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也塑造出他無與倫比的學術聲譽,他對儒教的分析因而對西方漢學家的中國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受他影響的西方漢學家甚至形成所謂的“韋伯學派”,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親身體驗過舊文化和舊傳統的壓力,他們的學養不足以讓他們以理性的態度對儒家思想作客觀的分析,因而跟著國際“學術主流”隨聲附和,造成“聚蚊成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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