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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揚：耳朵被打殘 不怪毛澤東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文革”之後的父親，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數共產黨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黨內異端分子”。我想是他沒有把黨走過的彎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幫”的錯誤，而是有著更深刻的原因。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親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報告中講到“異化”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報告說：“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上的異化，或者叫做權力的異化。”沒想到，這一段話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引發了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給了父親最後一擊，一年後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記得1984年秋父親住院不久，大約已進入冬季，聽媽媽說，耀邦同志專門派人送來一個西瓜，那是朝鮮送給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幾個。當時反季節水果極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買得到，所以十分珍貴。我覺得，在當時，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對周揚表示一點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親為大多數文化界知識界的人們稱頌。至死忌恨他的是極少數。袁鷹回憶1984年12月29日的中國作協四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周揚從醫院打來電話祝賀，“十秒鐘的簡單祝賀博得了兩分鐘的不息掌聲。”“沒有人發號令，沒有人在主席台上帶頭，掌聲完全是自發的，真心誠意的。”1月3日，356個代表自發簽名的慰問信和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作家代表團的聯名信送到醫院。我看過這兩封信，是用毛筆(或粗水彩筆)寫在幾張大白紙上的。這信的思想是真誠的，感情是深摯的。 　　在飽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後，1989年7月31日，父親默默地走了。 　　我從機關趕到醫院，父親已經去了。老秘書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無主，全憑露菲張羅。沒多久，一些領導和父親昔日的部下也來到醫院，大家決定暫時瞞著住在醫院的母親。把父親遺體送到太平間後，我們趕緊回家布置了靈堂。院子裡已經來了不少文聯的同志，在夏義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揮下，一切有條不紊。 　　第二天開始，李瑞環、溫家寶、王忍之、朱厚澤、翟泰豐等也來了，父親生前戰友部下學生朋友，母親的熟人朋友學生，吊唁者絡繹不絕，靈堂(客廳)擺滿鮮花，只好把沙發搬到廂房廊下。院子裡排滿花圈。 　　父親在三個單位任職：中宣部，社科院，文聯。也應是官方的喪事辦理單位，不過實際上來的主要是文聯的人。多半是夏義奎和露菲的部下，他們從早到晚不辭辛苦，有事我們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習仲勛同志來了兩次，關心得很具體，囑咐一定要把喪事辦好，看到他很難過的樣子，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宋任窮伯伯和鐘阿姨來，建議把告別式定在9月，因為8月份中央領導人多數不在北京，同時，叫我把《周揚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揚生平》原稿是顧驤同志寫的，我作了少許修改，送交陸定一伯伯審閱。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陸伯伯比父親有過更多的血和火的戰鬥經歷，幾十年一起工作，兩人意見未必完全一致，平時私人來往不多，他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這些可信賴的長輩的支持，我不怕什麼了。 　　9月5日早上，母親坐在輪椅上到北京醫院和父親最後告別。她的眼淚早已流幹，呆呆地看著父親，撫摸著他幹柴一樣的手，坐了一會兒。她已虛弱得不可能去八寶山了。我托好朋友吳鐵梅陪媽媽回友誼醫院。一個多月後，媽媽也隨父親去了。 　　父親的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靈車隊伍很長，前面警車開道，在長安街上由東到西呼嘯駛過，引起不少行人駐足觀看，好不威風。八寶山第一告別廳前人頭攢動，花圈一直擺到了大門口，不夠，又上庫房取。中央領導人幾乎全部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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